章可|透鏡:晚清國人印度遊記中的二重觀照

2020-11-20 21:08:18 312 views
摘要

作者細緻分梳黃楙材、馬建忠、吳廣霈、鄭世璜、陸溁和康有為六人的印度遊記中所呈現的印度形象,揭示其歷史變遷如何折射晚清士人對自身處境的認知與反思,並以中、印、英相互映照的“多重他者”的視角,深化了我們對晚清士人之世界想像的理解。

章可|透鏡:晚清國人印度遊記中的二重觀照

19世紀後半葉的印度泰姬陵,Felice Beato攝

【編者按】晚清國人海外遊記是記錄近代中國「走向世界」歷程的第一手文獻,以往研究多關注歐西遊記,章可博士則將目光轉向晚清士人對同受西方侵略並面臨現代轉型的印度的觀感。作者細緻分梳黃楙材、馬建忠、吳廣霈、鄭世璜、陸溁和康有為六人的印度遊記中所呈現的印度形象,揭示其歷史變遷如何折射晚清士人對自身處境的認知與反思,並以中、印、英相互映照的「多重他者」的視角,深化了我們對晚清士人之世界想像的理解。本文原刊《新史學》第11卷《近代中國的旅行寫作》(中華書局2019年版),感謝作者授權發表。


一、引言


中國與印度同為亞洲古文明,彼此間文化交流源遠流長,歷代往來兩地之人也綿綿不絕。在宋代以前,中國已有如法顯、玄奘等佛教高僧赴印度求證佛法,兩方交流中的「佛教因素」在唐代趨入高峰。[①]宋元以後,海路漸開,商貿勃興,又極大改變了交流的途徑和面貌。[②]到晚清時代,由海路至印度已成通途,康有為在1901年到印度,他記述道,從廣東到加爾各答,「月有汽船六艘,海波不興,如枕席上。遇粵之木工、履工集於印度者數千人,吏於衛藏或商人多假途出入,歲月相望,視如門戶。」[③]可見交通之繁密。


由於海路通暢,宋元以來各類敘述地理見聞的書籍中,有關印度地區的記載較多見,然而,自宋代到19世紀,中國人士專門赴印度遊歷、並寫下遊記刊印的,卻極為稀少。在19世紀,以英國為代表的西方力量對印、中衝擊甚大,打破了原有的兩地交流模式,形成更為複雜的聯繫和網路。既緣於此,對清帝國而言,在「中/英」、「中/西」對抗的大格局下,「印度問題」重新又開始凸顯其價值。在晚清時代(1840-1911)出現的多種國人赴印度遊歷記述,大多與此背景有關。


研究晚清國人的印度遊記,並不能再抱以中、印本土的地理文化差異,或是佛教交流之類的傳統眼光,而需導入新的視角。本文以「透鏡」為題,意在將此時的印度比作一面不完全透明的鏡子,一方面透過玻璃鏡,國人得以獲得看待英國及其殖民勢力的一種特別的渠道和方式,而另一方面,當時國人又以這面透鏡反過來看自己,省思自身的處境。[④]這兩種觀照方式在印度遊記中頻繁出現,有時還粘連一道,印度和英國交替地成為國人設想中的「他者」,而在這種「他者」移位的過程中,記述者的立場和認同也會產生游移,不斷變化。相比較晚清出現的大量使歐、使西的遊記,印度遊記中這類「多重他者」的張力,使相關研究會呈現出更為複雜的樣態。


在思想層面,旅行是既有觀念和異域體驗的交融。人們步入新的地理空間,所思所感既源自新鮮情事的衝擊,也和「想看到什麼」的期待密切相關。晚清國人的印度遊記中,亦有兩人或多人同行,行程大抵相同,但所記、所感頗有差異的情況,這正可體現各人既有觀念和「期待」的不同。不僅如此,就連何為「旅行」,何為「遊記」,都有不同之標準。


在康有為游印度前,僅在晚清時期就有多人赴印,留下記述,但康氏視若不見,稱自己是秦景、法顯、三藏之後中國人游印度的「第四人」。[⑤]光看此句,批評者可能會說康氏亂下妄語,但這並非全然緣自康有為見識缺乏,晚清時期往來中印兩地人數眾多,他已有親身體會,黃楙材的記述他也讀過。但在康有為看來,行游印度之人,如不能「記印度之教俗、文字、宮室、器用,發其祖父孫子,鏡其得失派別,以資國人之考鏡採擇,以增益我文明」,則與未游無異。此即所謂「非深於教俗、政治者,不能游也」。[⑥]


康氏一貫自視甚高,發出這樣議論也不奇怪。但這正好說明,「遊記」在一些人眼中,並非簡單的對物理空間移換的記錄。在近代的特定語境中,更可能承載著「國家」和「文明」層面的使命。本文即以晚清時代出現的幾種印度遊記為考察對象,[⑦]對其中體現出的特別觀照方式略作分析。


二、英印風貌:黃楙材的理想化描述


大航海時代之後,歐洲人從海路到印度,並在印度沿海地區活動。早在明末,傳教士艾儒略(Giulio Aleni)撰寫的《職方外紀》里就提到歐洲人在「印地亞」與當地人有所往來。[⑧]而在鴉片戰爭以前,如《海國聞見錄》、《海錄》等書籍,在「小西洋」部中都有對印度的介紹,也明確提到英國人已佔據了印度東西沿海諸地。[⑨]到1840年前後,在一般所謂的「開眼看世界」時期,由於時局變化和對抗英國的需求,士人探求有關印度的知識,已不僅是出於單純了解「海外風物」的「廣見聞」目的,而帶上了「知夷情」、「籌制英夷」的現實戰略意圖,這一點在《四洲志》和後來的《海國圖志》當中體現的最為明顯。由於印度既是鴉片生產地,又是中英對抗的中間區域,自然較被看重。魏源在《海國圖志》「印度國志」中加了大段「按語」,以傳統「合縱連橫」的眼光,大談「以夷制夷」之方略,[⑩]即是典型代表。


儘管後來許多到南洋、印度的行旅者都會隨身帶《海國圖志》或《瀛寰志略》等書籍,備查各處地理,但畢竟此二書的編者都未親身到過印度,記載與實情多有出入,議論也難稱切於實際。時勢移轉,到了光緒年間,講求「洋務」已成風氣,遊歷印度之人,已不滿足於空泛的言說,而希望了解英治印度的更多實情。


晚清第一次官派專員遊歷印度是在光緒四年(1878年)。士人黃楙材經時任四川總督丁寶楨委派,遊歷印度,「察看形勢,繪畫輿圖,以資考證」。黃楙材原為江西貢生,對經世之學多有探研,[11]許庚身在江西學政任上時,以「品學兼優」之薦語推其入同文館學習,後經總理衙門考察,得以受派。


為何這時要派人考察英印?此前,1876年簽訂的中英《煙台條約》附有專條,清帝國准許英國可以派人從中國或者印度進入西藏,「探訪路程」。後就有英國人試圖從四川等地入藏,多被阻止。事實上,以丁寶楨為代表的許多中國官員都擔心英國人藉此機會打通從印度經大吉嶺到西藏的道路,對西藏的防務、甚至對四川和內地造成威脅。[12]總理衙門的奏稿中也認為英人「佔據獨吉嶺,加意經營,尤與衛藏逼近」,形勢較為緊迫。所以,經丁寶楨提議,總理衙門選派,委任黃氏一行去印度考察,主要是搜集政治、軍事、地理水文等各類情報信息,以備資考,本身並沒有特別的交涉目的。[13]


因為此行並無特定目的地和外交使命,相較而言,黃楙材在行記之中遊歷和「觀看」的範圍很廣,記錄各地風貌物產也詳細。從黃氏自身的背景看,早在他入同文館學習之前,同治五年(1866年)他就曾到上海遊歷考察,後還撰成《滬游脞記》。《脞記》雖然名義上是記錄他在上海華洋兩界遊歷的所見所聞,今日的學者也多把這書當成研究上海開埠早期歷史的重要史料,[14]但其中更大的篇幅反倒是在議論世界局勢和英、法、俄、美等西方各國的情況。從中來看,黃楙材對英國的國力最為欽慕,稱其「兵強國富,雄長歐羅巴洲」,而後說「南洋眾島,蠶食殆盡,印度亦歸鈐轄,備列屏藩」,此外,他還提到印度的電報電線,在談論世界各國風俗時,也談到印度一些地方女性的「穿耳之俗」。[15]凡此種種,說明當時他對英治印度的情況已經有了一些了解。


章可|透鏡:晚清國人印度遊記中的二重觀照

黃楙材《西輶日記》扉頁


或許由於在上海時和西人、洋貨、洋物的接觸,再加上身負考察英人治印的使命,黃楙材行旅中便有特殊的眼光。當時由海路赴印,最先到達的是英人經營最久,用力最深的加爾各答附近的孟加拉(Bengal)地區,種種當時中國尚無的新鮮事物湧來,黃氏的記述中艷羨之情流露,還帶有很多理想化的描述。


1879年,黃楙材在從緬甸駛往印度的船上,就開始感慨英人的船隻「華麗整潔」、房壁的樺木紋理如畫。[16]而到印度後,首先即稱讚火車之便利,[17]他說「昔疑火車鐵路工費浩繁,乃今觀之,殊易為也」,「人坐其中,不失常度,無顛簸之苦,無炸裂之危。平時則商販易於流通,有事則徵調不致延緩。邇來太西諸國,莫不日新月盛,以此為急務」。在早先的《滬游脞記》中,黃氏已經記述到西方的火車,但那時還只是聽聞,並沒有親眼目睹,此番從加爾各答坐火車到大吉嶺,讓他大為讚歎。行旅者對於交通工具往往天然帶有親近和敏感,在之後的印度遊歷中,他多次搭乘火車,到達德里、孟買等地,遊記中也反覆提到。


此外,令黃楙材讚歎的「聲光化電」之事物還有不少。比如他談電報快捷,當印度總督離開加爾各答,在別處度假時,「遇有大事,仍由電報請命焉。雖相距三千餘里,然往複甚捷,無異面談。」[18]再比如自來水,英國人在麻利坡建水廠,「汲起之水經過池中砂底,則澄清潔凈,用大鐵管引至卡呢格達(加爾各答),足供數百萬人,用之不竭。」最令他感慨的是城市街道的煤氣燈,徹夜光明,他反覆提到,還認為即因此「宵小之徒難以潛蹤,故盜竊之案稀有」。[19]另外還有球場、花園、博物院、動物園等等,這些黃楙材都以細緻的筆觸一一記下,言語中大加讚賞。


從今天的眼光來看,黃楙材對這些新事物其實只有浮光掠影的了解,其中不免有許多美化的想像。對英治印度的這種觀看方式,已不僅僅是出於「好奇」心理的驅使,更有一種理想化的選取。急於效仿西人、發展洋務的心態和旅人特有的、誇張的異域描述結合在一起,使得他的「觀看」彷彿戴上了一副「玫瑰色的眼鏡」。[20]此種情況在晚清並不罕見,我們在郭嵩燾使西的某些記述和王韜的《漫遊隨錄》當中也能找到。


黃氏對英治印度的讚歎不止於器物層面,比如他還稱讚英治印度官員行政的高效率,「分職任官不越俎而代庖,無公牘轉移之繁文,無堂廉暌隔之流弊。故官皆親理庶政而不甚劬勞,事必眾謀僉同而不得專擅。俸祿之厚足以養廉,莫不愛惜聲名」;[21]他還描寫法院、律師、警察等司法和執法體系的完備,在他的筆下,整個印度政治清明、社會有序、產業發達。


所以,黃楙材的這種讚詞與其說給予印度,不如說是在談英國。林承節在上世紀90年代初著書,著眼「中印友好」,反對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他也承認,黃楙材此行過於關注殖民勢力帶來的新鮮事物,在記述中情不自禁「流露出羨慕之情」。[22]在黃筆下,印度不僅是英國的屬地,更是它治理亞洲的模範樣板。遊記敘述大多以英人、以治理者為立場所在,很少從印度民眾角度著眼。黃氏一行在印度本土遊歷有六個月之久,足跡遍布德干高原以北的半個印度,且他們並非行程緊密、無暇旁顧,與印度普通民眾的接觸其實並不在少。但在他的記述當中,只有隻言片語關於當地人服飾、飲食的描述,顯然他對印度本土的風俗人情並不在意,關心的也只是「商賈富民多效英人裝束」此類。


最明顯的是,黃氏並不看重區分「英/印」,他有時把英、印兩造的政俗合為一談,以與中國對比,比如他說「中國之政,必先便於貧民,西國之政,則獨優於富室。蓋其俗以貧為恥,故民皆爭利急功,趨於勤而不敢惰。國勢以商賈為重,賦稅多富民所輸。是以任意行樂,無所束縛也。」通過遊歷印度而談「西國」,身在印度而大談民眾「趨於勤而不敢惰」,這看似怪誕的言論,正體現出他的觀察方式。


再如,他提到英治印度稅制名目眾多,賦稅繁重,但奇怪的是「民無怨言」,「蓋昔之土官番酋,率多殘刻,不知愛民,誅求無藝以視。英人今日之政不啻出水火而登袵席,又所入之財仍為本地之用。除官俸、兵餉之外,一切修治道路、橋樑、輪舶、飈車、電線、煤燈、學堂、醫院之類,民多便之,是以人心亦頗相安。」[23]此等粉飾之詞,可能出於英人之口,而黃氏一一記錄,奉為至理。


如何看待這種記述?即使黃楙材對英國統治上層有「任意行樂、無所束縛」之類的描述,其實這都不能被看作是對殖民主義的批判,相反,這其實是黃氏好奇眼光的產物。在認可英國人對印度統治的大前提下,這是以積極的心態對英人「統治術」的探求和學習。就客觀效果而言,它從另一個方向與歐洲擴張主義和英國殖民主義話語形成了應和。這情況在早期出國遊歷的洋務人士身上,並不難見到。


黃楙材受命遊歷,他本人既非久於官場的能吏,也不是素有經驗的外交人士,眼見事物雖多,但他對真正興辦實務的難易卻少有體會。因此,其印度遊記雖然記述豐富,但許多地方細細讀來帶著濃厚的書生氣。黃楙材的遊記隔一些年後刊布,影響寥寥,提及者甚少。其人遊歷歸來後,官運坎坷。我們或許可以就此窺得一些原因。


三、反觀乎己:印度為中國提供教訓


就在黃楙材到印度兩年後,1881年,馬建忠受北洋大臣李鴻章委派,赴印度拜會印度總督,商討鴉片專售事宜,同行人中還有其好友吳廣霈。[24]兩人此行都撰有日記,後來刊行。[25]從行文中看,兩人都不知道兩年前的黃楙材之行。[26]若考察此二人遊記,則他們對英治印度「時新之事物」的描述要少很多,且其立場也發生了轉換。


日記記述有差別,原因有二。首先是作者的背景差異,與黃楙材不同的是,馬、吳二人均非首次出國。馬建忠此前留學法國,1880年回國,在天津協助李鴻章襄辦洋務。[27]而吳廣霈曾以二十齣頭的年紀出任駐日公使隨員,在日本近兩年。因此從他們的筆觸看,多關注實務,少了許多對異域、西潮的新奇感。


其二是出遊使命的差別。馬建忠一行乃受李鴻章委派,目的是想使中、印兩國的鴉片貿易建立專售通道,統一管理徵稅,切斷私運渠道,以擴大清政府財政收入。因而他們出訪拜會印度總督等英印當局上層,然而,實際交涉過程可謂阻礙重重、步步艱難,最後並沒達成實質成果,無功而返。馬、吳二人對鴉片的流毒危害都深有所感,旅行過程中與印度各處的英人官員反覆談判,因此,相比而言其眼光就不像黃楙材那麼單純。


使命的差別也帶來記述風格的不同。黃楙材出遊本就以搜集信息、考察情報為目的,《西輶日記》和《印度札記》廣泛記錄他在印度遊歷所見新鮮事物,時時加以評論感觸;而馬建忠則身負特定公務,行記中大段都是在香港、東南亞、印度各地與中外官員、友人交涉相談的記錄,幾乎全部都是圍繞鴉片的生產、轉運、售賣和稅務問題,尤其與印度總督、省督等官員的來往問答,牽涉相關數據等等,事無巨細,全部記下。作為出訪團隊首腦,馬氏的日記與後文所述1905年訪印考察茶務的鄭世璜之日記類似,[28]關注點集中,行文嚴謹,與其說是隨性而書的遊記,不如視之為帶有公務色彩的外交報告記錄。


不僅如此,馬建忠和吳廣霈兩人的日記也有所不同。吳廣霈在《南行日記》中曾經提到,他曾為馬建忠(眉叔)「刪潤」日記,[29]所以他承擔的是馬建忠的助手和書記的任務,由此也可見馬建忠的日記是經人有意處理成官樣的報告文體。相比之下,吳氏的《南行日記》內容就自由和豐富許多。吳廣霈自己本就心細善思,閱讀廣博,對比馬、吳兩人所記行程也可知,馬建忠在各處的公務拜訪,吳廣霈並未時時跟隨,因而有更多的閑暇遊歷時間,處處觀察,相比就議論更多。


章可|透鏡:晚清國人印度遊記中的二重觀照

吳廣霈《南行日記》內頁(圖片來源:搜狐網)


儘管不如黃楙材筆調誇張,但印度風物對吳廣霈的衝擊不可謂不大,只不過這種衝擊帶來的並不是正面的讚賞眼光。吳廣霈之前對印度的了解,大多是通過與佛教相關的經籍和傳說,而對印度人外貌的印象則止於佛教畫像和造像中所見。1881年,吳廣霈剛到印度加爾各答的第二日(光緒七年閏七月初七),午後在寓所附近散步,看到「土人膚黑如泥,男女皆丑劣」,毫無佛經中「好相莊嚴」的模樣,且被英人任意役使。又見其群坐吸煙,「啯啯有聲,穢惡可厭」,一時百感交集,大發感慨。[30]


膚色黑白之對比是古代中國種族觀念的重要部分。自宋代以來,隨著對外交流增多,種族意識也愈發突出,膚色的深淺審美與文化的優劣開始掛鉤。典型的例子就是佛教的神被漢化,與膚色較深的南亞人相區別,在外形上體現出「由黝黑半裸的印度人向膚色偏淺、衣飾莊重的神的轉變」。[31]對富有教養的中國士人而言,初到東南亞和印度,接觸到外貌與想像中大相徑庭的當地人,由視覺反差到觀念衝擊,從而將他們加上「低劣文化」的標籤。康有為在印度行游時,多次提到印度下層人士膚色偏黑、身材矮小,並以此判定他們頭腦愚笨,缺乏自我主張,只能被人奴役。[32]再如薛福成在1890年出使歐洲途中路過南洋和印度地區,接觸到許多當地「土民」,他毫不掩飾地稱其「無不面目黝黑,短小粗蠢,以視中國人民之文秀,與歐洲各國人之白皙魁健者,相去奚啻霄壤」。[33]這也是把膚色外貌和文化判定相混合的例子。


就整體而言,馬建忠和吳廣霈在闡述英印問題時,仍以英國為統治正統。比如兩人在途經「亞格喇」(Agra,今譯阿格拉)時,遊覽泰姬陵,後談論印度歷史。在論及1857年的印度民族大起義時,日記中稱印度莫卧兒皇帝「散布謠言,煽惑人心」,並稱印度士兵為「叛」,英國軍隊「剿平」。種種用詞,體現他們認可英國在印度的統治正當性。[34]


儘管如此,吳廣霈對印度民族的看法,與黃楙材相比已有立場上的扭轉。黃氏所記都是印度在英國治理下日新月異、政俗改良之處,而吳廣霈看到的大多是印度本土民眾被英人役使而「不能自立」。吳氏當然也記到印度的各項公共設施、總督的避暑別墅花園等種種宏偉或華美建築景物,但其眼光已有不同。在中日甲午戰爭以後,吳廣霈曾寫下《救時要策萬言書》,其中在「廣遊歷」一節就說,以往外派遊歷士人,「頗多濫竽俗士,帖括陋儒,未明政教之大體,只震驚於西人之宮室車馬一切外觀之美,敵情未諳」。[35]雖然他並不一定知曉黃楙材的遊記,但可見他所批評的這種現象在19世紀後半葉不在少數。黃楙材誇讚英國人在印度的種種治術法度,但吳廣霈於此則著墨極少,他把英國得以統治印度的原因,歸於印度人自身不思進取,採取的是印度民族主義的視角。


還是在剛到加爾各答那天,吳氏就感嘆「以數千里富厚之國,二百兆繁庶之眾拱手受人,仰其鼻息,覥顏苟活」,其後看到印度人群坐吸煙、晨起跪拜等景象,吳心生反感,聯想到印度古代文明燦爛,近來古教衰落,被他族統治,說印度人「不知不識,無機械巧詐」,「一旦海道通,他族至,遂至佛教頓息,降為奴隸。然猶上下恬然安之若無事,不亦哀哉?不亦羞哉?」


出於中國自身體驗的投射,吳廣霈對英國侵入東方之地、販售鴉片毒害民眾等,頗感切膚之痛,因此並不像黃楙材那般感嘆英人治理良善。他從反向著眼,對印度人則很有「怒其不爭」的情緒。即使他後來遊歷拉賈斯坦,考察當地土邦抗擊英國人的戰場舊地,還發感嘆,認為保衛疆土,僅僅「恃賈勇於疆場」還不夠,根本在於「內政之修」。[36]若論言說立場,吳廣霈已把印度與中國置於同一陣線,前者徹底成了反面教訓。


吳廣霈在潛意識中,時常以印度作為主體與中國相比,他說印度之地「富厚繁庶」,「東西約五千餘里,南北約七千餘里。土地較中國僅得三分之一,歲出度支六十兆金磅,則不啻八倍中國,富可知也」。吳廣霈此前對印度近代以來歷史的了解,仍不出《海國圖志》之類地理志書所記範圍,對細節把握有限,在他看來,這樣一塊寶地,每年物稅產出如此之高,但這般就輕易落於英國之手,只能歸因於當地人不思進取,甘為奴僕。先存了這個意識後,吳在印度所見種種,都為佐證。


黃、吳兩人赴印,前後只差兩年,如果說黃楙材是期望透過印度這面透鏡去觀看英國,那麼吳廣霈則更多是以印度這面鏡子來反照中國自身。吳氏之前已有在駐外使館參贊事務的經歷,再加上與馬建忠之類通曉洋務的友人多相談論,對操辦實務、交涉往來之不易,早有很深的體會。因此,馬、吳二人對於西人西物,已經脫下了「玫瑰色的眼鏡」,而懷抱防備和敵對之心。


比如,吳廣霈從清帝國防務和「亞洲大局」著眼,對歐洲人在東方各國的活動很是警惕。和黃楙材對火車通行便利大加讚揚不同,吳廣霈聽聞英人慾在印度東北部修建鐵路,舍緬甸而直通雲南,則大為擔心,認為其「居心叵測」,將來鐵道以「長蛇」之形蠶食各地,則陸路又起「滔天之禍」。


吳對當時的國際局勢有更深重的憂慮,「慨夫世風之降,列國紛爭如猛獸競逐,弱肉強食」,所以在此情形下,國家只有「革其故常」,倡導一種「獸性」,才不致在國際競爭中落敗,才能夠真正保存內在之「仁」。難得的是,此時的吳廣霈,已經具有了「亞洲」的視野,他說,「環顧亞洲,自我中華而外,首推印度、土耳機為大國。今印度已矣,土社行墟,前轍之摧,後車可鑒」。[37]將亞洲的印度和土耳其作為反面教訓,提醒吾國勿重蹈覆轍,這在他寫作日記二十年後的世紀之交,是常見的言論,但在19世紀80年代初的中國士人里,具備這種眼光的尚不多見。[38]


吳廣霈的看法頗有微妙之處,若放大視野,這和晚清國人對印度總體看法的變遷相關,即從將印度視為中、英對抗的戰略中間地帶,轉為與中國平等相當的、同樣面臨「近代轉型」的東方國家,從黃楙材到吳廣霈,即清晰地體現了這種轉變。這種觀念轉變與西學的廣泛傳播、中國知識分子中「危機意識」的興起都密切相關,從大體上看,也切合近代中國逐步融入世界體系的過程,以及中國人的世界觀從「天下」到「國家」的轉變。在吳廣霈及其後的印度遊記里,我們可以發現印度本身作為觀看對象的主體地位開始凸顯,而不再是作為英國這個「他者」的附屬。


晚清官派赴印度考察的還不止黃楙材、馬建忠等人,1905年,時任兩江總督周馥派遣候補道員鄭世璜率團前往印度、錫蘭等地,[39]考察當地的茶葉種植、生產加工和稅收等情況。整次行程前後長達四個多月。鄭世璜此行寫下《乙巳考察印錫茶土日記》,而考察團書記陸溁也撰有《乙巳年調查印錫茶務日記》。[40]


茶葉本是中國重要的出口物品,但自19世紀中期以後,印度產茶葉在國際市場上迅速崛起,到19世紀80年代,相比中國茶已佔據優勢。鄭世璜此次帶團考察的目的之一,正希望學習印、錫種植生產茶葉的經驗。考察團回國後,鄭世璜寫成關於印、錫各地茶葉生產製作的詳細報告,並向兩江總督上條陳,提出改良中國內地茶業的諸多辦法。[41]


和馬建忠、吳廣霈的日記類似,鄭世璜和陸溁的兩本日記記事頗有重合之處,且許多文句完全相同,鄭世璜的日記中應有相當部分出於書記陸溁手筆。從篇幅來看,陸溁日記遠大於鄭氏的日記,且後者大多記載與茶業、經濟有關之見聞,筆調樸實,平鋪直敘,很少議論,即與馬建忠《南行記》相似,屬於公務色彩較重的考察報告。


相比而言,陸氏的日記內容就豐富很多。陸溁觀察細緻,記錄詳盡,使得這部日記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總體上看,他對印度人多有同情,無論是底層的勞工,還是頗具教養的知識分子。該年七月他剛到加爾各答後不久,在唐人街遇到當地華人陸雲秋,後者又帶他拜訪當地印度上層人士,陸溁得以親身了解當時孟加拉地區的印度獨立思想。他記道:「得悉近年印人頗具自治思想,其詞氣之間,若謂我亞洲本一體,不幸近百年間,西力東侵,與貴國交際始隔絕云云。異哉!印人智識之發達,一至如是。」


發出如此感嘆,顯然印度人闡述的「亞洲一體」觀念對他而言構成了新鮮的衝擊,因而,他對印度民族在近代的遭遇,也多了幾分感同身受的體會。和時人一樣,陸溁對印度滅亡之原由要作一番考索,並總結成「階級制度太嚴」和「惡俗陷溺既深」這兩點,不論是根深蒂固難以消滅的「階級制度」(即種姓制度),還是童婚、吸食鴉片之類的惡俗,都使得改革難以輕易推行,而整個南亞半島上宗教和語言文化的多元複雜情況,更是對印度民族作為整體的復興造成了阻礙。


儘管如此,陸溁還對印度的獨立運動有初步了解,在同時代人中,他對印度獨立的前景顯現出少見的樂觀,聲言印度「將來必能獨立」。他把推動印度獨立的原由歸為兩條:「被動於日本、主動於學會」。外部有日本人士與印人多方交流,傳播國民學說,激發民族平等意識;內部則印度受教育人數不斷增加,對英印政府的施政敢於公開褒貶批評。其後,陸溁加以按語評論:


「印度之亡,其民族至今尤未忘懷,徒以智識未開,實力未足,遂含垢忍辱以至於今也。豈有開化數千年,人民三萬萬,永淪於奴隸之域,黑暗之天哉!時至今日,澳洲聯邦自治矣,坎拿大設議院矣,影響所至,幾及全球,維彼英人,其亦速改治印之方針哉。」[42]


20世紀初,濃重的危機意識在中國知識階層中蔓延,許多學人編譯出版世界其他各國的「亡國史」論著,以他國之教訓刺激本國國民的「救亡」思想。這其中也有許多印度「亡國史」的作品問世。[43]以陸溁的日記中體現出對印度的熟悉程度,他有很大可能讀過其中若干。進而,「豈有開化數千年,人民三萬萬,永淪於奴隸之域,黑暗之天哉」這樣的語句,不能不讓人想起梁啟超在1899年的名文《愛國論》中對中國「四萬萬同胞之國民」受制於西人的痛惜和警醒。[44]顯然,以「光明/黑暗」的對比,陸溁把中國自身的體驗代入到了對印度民族的想像當中。


中、印的經驗互見,在吳廣霈和陸溁的遊記里,對中國自身命運的焦慮使他們觀察印度時戴上了另一副特別的眼鏡。無論如何,印度已經不再是英國的附庸,而具有了獨立的「被觀看」的價值。出現在陸溁日記中特別的談話記錄,或許是中國學人對19世紀以來的印度民族主義獨立運動,以及英國人相應改變統治政策的最早記述之一。[45]


四、文明論說:康有為的對比式評論


和馬建忠、吳廣霈等人一樣,康有為在1901年到印度時,並非他首次出洋。此前康氏已經遊歷多地。按他自己所說,之前他居住在檳榔嶼,「暑熱多瘧」,染病數月不見痊癒,此時他聽人談到若赴印度北方雪山中療養,極有功效,故轉而乘船赴印。當年12月12日他到達加爾各答,此後幾周他遊歷北印度各地,1902年初至喜馬拉雅山麓的大吉嶺,築草亭名「須彌雪亭」,住一年多後才離開。


章可|透鏡:晚清國人印度遊記中的二重觀照

康有為在加爾各答下榻的Grand Hotel


在本文考察的六位印度遊記作者中,只有康有為一人不是官派赴印,因而相比前述人士,他的遊記書寫呈現出更多個人化的色彩。康氏來印度之由,本就是客居南洋病恙之際的一時興起,並非已有周密謀劃準備。他在遊記的自序中大談印度古文明之發達,千年來游印度之人稀少,無人考察印度古政教和近事,稱其「必有可考觀而益中國者」,[46]總體上看,意在自抬身價當然沒錯,其中也希望對自己移居印度的選擇進行「合理化」的解釋。另應指出的是,康有為的諸多海外遊記歷來吸引研究者關注,而相比時間更早的《游域多利·溫哥華二埠記》之類,印度遊記是他第一部逐日記事、充實清楚的長篇遊記。與之前在加拿大時鼓動保皇救國,一呼百應的風光景象不同,康氏在印度隱居撰述,時時有寂寥之感,際遇變化,倒也催生出詳盡記事的遊記寫作。[47]康有為在印度期間的生活和思想變化,是一個極大的研究課題,本文在此,僅就其遊記中對印度和英國的觀察方式稍作分析。


在1901年之前,康有為對印度有怎樣的了解?按其自編年譜說,他在1884年讀佛典書籍時,就開始對「婆羅門」思想有所了解,而後,在1890年編著《婆羅門教考》一書,[48]但自戊戌之後散失不存。且不論這本《婆羅門教考》是否實有其書,[49]但從如今留下的康氏文字看,1900年前,他很少細談印度古代文明。他第一次評價印度是在1895年,將印度與土耳其並稱,視為「古大國今衰」的反面典型,在後來著名的《上清帝第二書》(《公車上書》)當中,他說印度「才智之士少」,即「土耳其天下陸師第一而見削,印度崇道無為而見亡,此其明效也」。[50]他還說印度太過守舊,「昔印度亞洲之名國也,而守舊不變,乾隆時英人以十二萬金之公司,通商而墟丘印矣。」[51]其後幾年裡提到印度也多大同小異。這些看法,其實受《萬國公報》等西人記述影響可能性更大。


在到印度之前,康氏已去過倫敦,[52]再加上旅居加拿大的時光,從1900年前後留下的文字來看,康有為對歐美社會的了解,在當時士人中已屬極深,因此不會再有黃楙材那般以印度看英國的「迷思」。康氏在印度時,也細心結交英印政府的上層,並觀察其治理施政,比如他談到,「英人之治印者,仍大用儀仗,以威異族。吾曾游倫敦矣,觀英督之來,殆過英君主,不獨其相無是也。英人之治印度,迥與治本國殊。」[53]這種議論,是在此之前的印度記述中很難見到的。然而,通觀康有為印度遊記,這是少有的從英人角度作的觀察,而更為頻繁出現的是「中/印」文明的比較,英人則往往是作為「外來者」出現的。


從總體上看,康有為一力抬高印度古文明的價值,在遊記序文中他說「夫印度者,大地之骨董,教俗、文字、宮室、器用至古,為歐美文明祖所自出,文明所關至大也」,將印度文明視作西方文明的源頭。他堅持這種想法,在談宮殿建築時也說,「歐人宮室之制全出於印」。[54]康有為泛讀史書,此時並非對埃及、兩河和歐洲古文明缺乏了解,但他一直聲言歐美文明出於印度,是希望把多元的古代文明簡化為「中/印」之別,以突出中華文明的特點與優勢。他稱讚印度保存古物良好,同是參觀古迹,黃楙材、吳廣霈等人也到過泰姬陵等,也去過博物院,但只是單純描述其精美。但康有為就提出「中國之不能保守古物,不如印度遠矣」,康氏遊歷多處印度宮殿,感嘆氣象之宏大、裝飾之華美。他還進一步提到,中國古代宮室多用木結構,無法保存長遠,不如印度和歐洲多用石材,「動數千年」、「料堅而持久」。[55]


但此種讚詞畢竟少數,若細細考察康氏的遊記,我們會發現其中更多充斥的還是對印度的抱怨和鄙視,他遊歷北印度各地,所見街道大多污穢不堪,人民惰懶,禮儀怪異,甚至食物都粗糙而僅能果腹。[56]至於旅途之中的種種困難不便,印度風俗人情的難以理解之處,他都事無巨細而記下。


為何如此?我們只能認為赴印初期,康有為對印度的總體印象並不甚佳,此後林林總總,都只讓他生出更多厭惡之心。這有二重原因,其一是他在之前已到過英國倫敦和加拿大,不像黃楙材首次出洋時眼中能見的都是與英人相關的新鮮之物,而康有為則更多對比,看到的是物質環境上印度不如英國和歐美諸國之處,且這種落差被他刻意地誇張放大,以致他經常發出「(印度)被英化久而不少改」之類的評論。


第二,和吳廣霈相似的是,將踏上印度土地之時,康有為心懷的也是尋訪佛教故土的美好願景。我們從他剛到印度時寫的詩句中能看得更清楚。康氏在印度期間所寫的詩後收於《須彌雪亭詩集》,集中所見他在駐居大吉嶺之前遊歷時所寫詩,幾乎每首都抒發他尋訪佛教遺迹而不得的情感,「欲尋佛國清凈土」、「遍尋佛教萬里無」、「我來印度訪佛跡」之類的句子反覆出現,[57]顯然,他因佛教在印度失落衰微而沮喪感慨不已。這也影響了他對印度的最初看法。


因此,儘管康有為感慨印度古文明如今「委棄不收」,「此則二千年來最可嘆惜痛恨之事也!」但他更看重的其實是印度古文明中佛教的部分,也就是與中國有著相通聯繫的部分。康有為早年讀佛典而知聞婆羅門教,僅是一種知識性的興趣,從康氏在1900年前的著述中我們也很難找到有關婆羅門教的內容。康有為在印度遊歷之初,對當地的「婆羅門廟」,還算饒有興味,但看過幾處後便心有厭煩。當他到「乜刀喇」(Muttra,今譯穆特拉)時,參觀大寺,「土人言過河有婆羅門女尼極神,然絕無佛跡」,他便掉頭即走,「不復觀之矣」。[58]


康有為對婆羅門教的這種態度,不僅僅是他遊覽婆羅門廟的感官體驗所致,更在於他認為其教對印度在當今的衰落有很大影響。大致而言,在康看來印度衰落原因有兩層,其一是婆羅門教先哲創教之時,「心術至仁,而求之過速」,在古代虎狼遍地,推行「仁」已經頗為不易,到了近代,英人殘酷,「過於愛物,反而不能保人」,故淪為別人奴僕。康有為在此引入他熟悉的《春秋》「據亂、昇平、太平」三世說,認為婆羅門教「將昇平、太平世所用之說,用於據亂世,所以印人極弱」。[59]


印度衰落原因的第二層則是婆羅門教帶來的種姓制度。康有為一開始對種姓制度了解不深,到印度之初,還在奇怪,所見人等,無論外貌智識,於前想像不同,後來才知曉印度古來人群區分,因而得出結論:「然所見皆印下等人耳。若其上等人,聰明雄偉,此印度文明所以為地球之先,不可以所見者該之。」康氏觀察此情,如同發現新天地,反覆申說。在感嘆種姓制度對底層民眾的摧殘和對社會的危害時,他對將人嚴格分等之舉很是厭惡,多加批評。「印之最不良者,在人類分等。」康有為在大吉嶺時期,著手撰寫後來著名的《大同書》,闡釋人類平等之說。[60]該書中頻頻論述印度民眾受不平等之苦,顯然與其見聞密不可分。


人群分等,並不奇怪,就中國歷史也不少見。但康有為在此誇大種姓等級制度對人的改造和區隔。比如他認為上、下等人從體貌到精神都有很大的區別,下等人「狀貌黑小,目光無神」,而上等人「頭腦廣大,身體豐碩,目光精彩」。這種生理區別隨代而傳,愈發固化,「下等種人皆不講文學,不講養生,愚賤相傳,故種愈壞」。不僅如此,康氏還將印度古文明和今日衰落的對比,與上下等人之分對應起來,營造反差。他說上等人少見,「印度道中所見,蓋無上等人,其上等人深居簡出,出必車馬,無從一見,惟汽車中間見一二」,但只有見到他們,才能了解「印度先哲之何以獨能聰明」。但到了近代,因下等人居多,而導致群體智力不如,「夫上等人少,而遍國皆下等人,則智者少而愚者多,印度終以見滅,皆由人種不平之故也。」[61]在《大同書》里康有為也堅持此說,認為印度雖有兩萬萬人,但若「除去諸劣下種」,只有一二千萬,而下等人「無能為役」,導致其國大敗。[62]


把古今之別與上下等人之力相對應,儘管就學理邏輯而言存在顯然的矛盾,而後來康有為也改而強調「各省自立」對印度衰亡的影響。[63]但至少在《印度遊記》里,他極為醉心這種把印度在近代的衰落簡單地歸咎於下等民眾愚鈍無力的解釋,他對印度底層民眾多有批評鞭撻,甚至不無種族主義的惡毒歧視。他說「所見印人皆極愚,狀貌皆黑瘠渺小,頭腦極小」。再比如他批評印度人懶惰無為,稱「以緩怠無氣之性質,懶惰極嗇之作業,至愚之知識,不合之人種,而與方興堅勁明敏之英人斗,宜其立滅也。今滅國百餘年,而舊俗分毫不少變,其愚而不知大勢如此,其滅固宜。」在別處又說,印人極弱,「嗟夫!比之歐人之智,此則宜為亡國之民」,還有說「而印人遂至極愚極弱,一滅於回,再滅於蒙,三滅於英,己國不保,夷為奴隸,人身不保,有類羊豕」。[64]


從這種說印度「宜滅」的論調和恣意誇張的行文里,我們得以窺探康有為初游印度時的心境。他用極端的筆調描述塑造印度人不思進取的形象,將其樹為「亡國」之典型,而其更深之目的則在於中印對比和抑印揚中。康氏初到印度時,在加爾各答的唐人街天后廟做演講,聽眾如夢似覺,半信半疑,他大為感慨,「嗟夫!比之歐人之智,此則宜為亡國之民!」[65]儘管在唐人街聽演講的大多為華人,但康有為對比他在加拿大演講時所受到的歡迎和反響,作此感嘆,不免有「環境塑造人」的考慮。他在談印度人墮為「亡國之民」的同時,還說「中國人之尚氣急功,勤作智巧,合種同心,與印度相反,實有自立之氣勢,自歐人外無如中國者」。對比印度種姓制度劃分人等,他將中國視作平等思想之淵藪,即「不如中國人類平等。此真孔子之大功耳!」[66]


正如前述,康有為的印度遊記與其他人相比,少了官樣報告的束縛,而多了個人化色彩。他從「文明」的角度著眼,闡述中、印之間的聯繫和差別,這種觀察的方式也是前人所不具備的。在遊歷北印度後,康有為為其遊記寫下序文,其中對「文明」概念作解說,「夫物相雜謂之文,物愈雜則文愈甚」,所以,只有相互的交流才能促進文明的成長。康氏說中華文明受印度的影響很深,因而擴充了其廣度,但反過來,中華文明對印度卻無甚影響,這倒造成了印度固步自封、不甚進取的局面。[67]所論看似怪異,但其立場何在,就此清楚。


吳廣霈在光緒初年即已意識到,印度為中國提供了在現代國際競爭中失敗的教訓,故中國不可輕易重蹈覆轍,但世事轉而更下,到戊戌之後,在「亡國史」的大潮中,國人感嘆的已是中國「居然淪為印度這境地」。[68]在此時代氣氛中,康有為反其道而行之,力圖通過區別中、印,貶斥印度而營造中華文明之優勢,以此激勵民族自信。康氏《印度遊記》作為歷史文本,議論有時中和,有時偏激,不免混亂矛盾。然而,見其刻意之處,才知他心中真正所系何念。


五、結語


從今天的眼光看,印度地大人眾,各區域的多樣性紛繁複雜,晚清的遊記作者們既不通當地語言,對宗教文化等也了解有限,因而縱使經歷再豐富、記錄再詳細,也不免還是走馬觀花,所記帶有管中窺豹的片面色彩。然而,儘管行游者記錄下的種種究竟是否符合所游之地的真實尚有疑問,但研究行游者的眼光、期待和這些因素在遊記中的反映,則還是能讓今日的學者們找尋到幾分真實性。


印度作為與中國相鄰、卻又異質的古文明,在近代同面臨西力衝擊,不論對晚清的學人,還是今日的中國知識分子而言,都是思考自身近代轉型的一個極好的參照對象。但這種思考並非輕而易舉,因為它經常面臨著「多重他者」的立場移位。康有為在他的遊記里時而援英而斥印、時而抑印而揚中,有時又舉英、印的例子來批評中國,正體現了這種「他者」想像的游移。在殖民時代,伴隨著以西方為中心的「近代」敘事和各民族自身文化優越性和等級序列的表達,這種游移尤其顯得意味深長。


但如果我們放長視野,與海外華裔移民之類長期居留異文化環境,文化認同本身已遷變多元的人士不同,本文述及的遊記作者,仍然牢牢抱持基於中國本土的文化認同。因此,行游實際上提供了在不斷循環的「文化衝擊」和「文化固守」過程中,重新確認自身文化認同的方式。[69]無論「他者」是印度還是英國,人們總是喜歡在透鏡折射出的豐富多彩的影像中找到自己熟悉的東西,而這正是研究者最應關注的。




【注釋】


[①]季羨林《中印文化交流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年版。譚中《中國文化眼睛中印度形象的變遷》,張敏秋主編《跨越喜馬拉雅障礙:中國尋求了解印度》,重慶出版社2006年版。

[②]參考沈丹森(Tansen Sen)《中印海上互動:宋至明初中國海上力量在印度洋沿岸的崛起》,陳源源譯,《復旦學報》2014年第2期。

[③]康有為:《印度遊記》,姜義華、張榮華編校《康有為全集》第五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509頁。

[④]在此需說明,在中國傳統里「觀照」是一個有強烈佛教涵義的辭彙。本文借用該詞,並非是要研究中印交流史中極為重要的「佛教時代」,而是想以此詞結合旅行寫作中的「觀看」和「映照」這兩層,有關十九世紀中國旅行寫作中「觀看」的修辭模式問題,田曉菲在近作中提到許多有趣的例子,參見《神遊:早期中古時代與十九世紀中國的行旅寫作》,北京三聯書店2015年版,第150頁。

[⑤]康有為《印度遊記》有手稿本和油印本兩個版本,頗有不同。手稿今藏上海博物館,油印本藏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油印本系經康有為之女康同璧重新整理刪改。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員會編《康有為遺稿·列國遊記》(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根據手稿本整理刊印;而姜義華、張榮華編校《康有為全集》第五集則根據油印本整理。此段手稿本中作「第四人」,油印本中在「三藏」後加上了「惠雲」,作「第五人」。康有為在印度所撰《須彌雪亭詩集》當中也有「支那次我第四客」的句子,見《康有為遺稿·萬木草堂詩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50頁。

[⑥]康有為:《印度遊記》,《康有為全集》,第五集,第509頁。

[⑦]除本文考察的六種遊記(黃楙材諸文合計為一種)之外,晚清還有很多出使或考察歐洲以及其他地區的人士,走海路時也曾途經印度,或停留於港口,或經過其海域,有的還和上下船的印度人打過交道,比如郭嵩燾、張德彝、曾紀澤、薛福成等人都提到。但這些畢竟不屬於赴印度遊記,故本文不把這些日記當作專門研究對象。

[⑧]艾儒略:《職方外紀》,中華書局1985年版,「叢書集成初編」本,第16頁。

[⑨]可參考林承節《中印人民友好關係史,1851-1949》,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一章。

[⑩]魏源:《海國圖志》,嶽麓書社1998年版,第2冊,第773頁。

[11]黃楙材(1843-1890),字不刁,號豪伯,江西上高人。遊歷考察印度之後,黃楙材被放至雲南擔任知縣,後調京改授典館協修,加稽查同文館。1890年在上海病逝。

[12]參見丁寶楨在光緒三年(1877年)十月上奏《英人入藏探路用意狡譎請密飭駐藏大臣修好布魯克巴以固藩籬片》,吳豐培編《清代藏事奏牘》,中國藏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490頁。

[13]參見黃楙材《西輶日記》卷首錄奏稿。黃楙材此行記有《西輶日記》四卷、《遊歷芻言》一卷、《印度札記》二卷、《西徼水道》一卷,目前見到的最早版本是「得一齋雜著」四種,光緒十二年(1886年)夢花軒重校本;還有成都志古堂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刊本;此四種亦收於王錫祺輯《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第十帙第六冊,杭州古籍書店1985年影印出版,第13冊。有關內容可參見林承節《中印人民友好關係史,1851-1949》,第17-29頁。目前關於黃楙材印度遊歷的研究不多,還可參林承節《黃楙材的印度遊歷和他的記載》,《南亞研究季刊》1991年第2期;李寧《近代中國人視野中的印度形象——以黃楙材、康有為、譚雲山為例》,華南師範大學2012年碩士學位論文。

[14]比如曹聚仁在《上海春秋》一書中就介紹了黃楙材的記述,以之看「一百年前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9-12頁。此後引之者甚多,不一一贅述。

[15]黃楙材《滬游脞記》,收入「叢書集成續編」,上海書店出版社1994年影印本。亦可見政協上高縣文史資料委員會編《黃楙材文集》,政協上高縣文史資料委員會1989年出版。

[16]黃楙材《西輶日記》,卷四。黃楙材一行六人從成都出發,起初想取道西藏入印,但在巴塘受阻,其後只有改道雲南,經麗江、大理、保山,由騰衝出關至緬甸,沿江而下到仰光後出海,搭船至加爾各答。到印度時已經是光緒五年閏三月。

[17]英印統治者很重視鐵路的修建。印度第一條客運鐵路建成於1853年,1870年加爾各答和孟買之間的鐵路開通,在19世紀下半葉,乘坐火車旅行在印度中下階層業已成為一種風尚。參見沃爾波特著《印度史》,李建欣等譯,東方出版中心2015年版,第226、241頁;林承節《印度史》(修訂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40-241頁。

[18]印度第一條電報線就是1851年在孟加拉地區鋪設的。在1857年印度民眾起義以及後來的總督時期,電報都發揮了極大的政治軍事訊息的傳播功能。參見沃爾波特《印度史》,第228頁。

[19]黃楙材:《印度札記》,「得一齋雜著」本,卷上,第2-4頁。

[20]此詞借自田曉菲書,見《神遊》第201頁。

[21]黃楙材:《印度札記》,「得一齋雜著」本,卷上,第10頁。

[22]林承節:《中印人民友好關係史,1851-1949》,第26頁。

[23]黃楙材:《印度札記》,「得一齋雜著」本,卷上,第3頁。

[24]吳廣霈(1855-1919),字瀚濤,號琴溪子、劍華、劍叟等,安徽涇縣人;曾任江蘇候補道、南京高等學堂監督,民國初年參與編修《清史稿》;光緒年間曾多次擔任出使隨員赴日、美等地。

[25]馬建忠:《南行記》,收於《適可齋記行》,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刊本。吳廣霈:《南行日記》,光緒十六年(1890年)弢園刊本。兩者均收入《小方壺齋輿地叢鈔》再補編第十帙,見杭州古籍書店影印版,第19冊。馬建忠、吳廣霈此行由天津出發,走海路經香港、西貢、新加坡、檳城,而後到加爾各答。他們在印度本土只待了不到一個月,大大短於黃楙材,同年由孟買返程,經海路返回上海。

[26]這兩人在日記和中都沒有提到過黃楙材,而且,吳廣霈在《南行日記》中,自栩為唐代僧人游印度後第一人,雖有文學性誇張,亦可為旁證。

[27]有關馬建忠此前的經歷和思想可以參考薛玉琴《近代思想前驅者的悲劇角色:馬建忠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一章。

[28]鄭世璜:《乙巳考察印錫茶土日記》,南洋印刷官廠1905年印行。

[29]吳廣霈:《南行日記》,光緒十六年(1890年)弢園刊本,見第11、19頁。

[30]吳廣霈:《南行日記》,第15頁。

[31]馮客:《近代中國之種族觀念》,楊立華譯,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頁。

[32]康有為:《印度遊記》,《康有為全集》,第五集,第539頁。

[33]薛福成:《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嶽麓書社1985年版,第86頁。

[34]馬建忠:《南行記》,《馬建忠集》,王夢珂點校,中華書局2013年版,第123頁。吳廣霈《南行日記》中所記文句大多相同。惟馬建忠將此事記於光緒七年閏七月十一日,吳廣霈記於閏七月十二日,筆者逐日查閱前後所記,吳廣霈《南行日記》的日期應較準確。

[35]吳廣霈:《劍華堂救時要策萬言書》,上海著易堂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刊印,第6頁。

[36]吳廣霈:《南行日記》,第17頁。

[37]吳廣霈:《南行日記》,第15頁。

[38]如今筆者見到的《南行日記》為1890年弢園刊本,根據王韜在「序」中說,吳廣霈在1881年自印度回國的途中經過香港,見王韜時示以日記,王韜當時就命人謄抄副本收藏,而1890年刊印的日記還是根據王收藏的副本。此本有吳廣霈自序,序末署時間為「辛巳」(1881年),且此本日記所記到吳返程至香港為止,因而大致可推定此本為1881年原記,並非後來增添刪改。可資對比的是,馬建忠《適可齋記行》中所收《南行記》就記到回上海才結束,比吳廣霈《南行日記》多記了五日。

[39]鄭世璜(1859-?),字渭臣,號蕙晨,浙江慈溪人,光緒己卯年(1879年)中舉,曾任江西宜黃縣知縣。考察團成員除鄭世璜和陸溁外,還有浙海關副稅務司英國人賴發洛(L. A. Lyall)、翻譯沈鑒、茶司吳又嚴,茶工蘇致孝、陳逢丙等人。一行人由上海啟程,由海路經東南亞到錫蘭,而後到印度。

[40]鄭世璜《乙巳考察印錫茶土日記》,陸溁《乙巳年調查印錫茶務日記》,均為1905年南洋印刷官廠印行。收於李德龍、俞冰主編《歷代日記叢鈔》,第156冊,學苑出版社2006年影印出版。陸溁的日記另有宣統元年(1909年)印本,相比多了陸氏在當年撰寫的序文。

[41]鄭世璜《日記》後附《考察錫蘭印度茶務並煙土稅則清折》,以及《鄭觀察世璜上署兩江總督周籌議改良內地茶業辦法條陳》,《東方雜誌》第3卷第3期,1906年。有關此事,民國時期的記述可見《中國考察印錫茶業的第一人》,《茶報》第1卷第2期,1937年;今人提到較多,較近的研究見曹英《華茶質量風波的揚抑》,《近代中外貿易衝突及中國應對舉措研究》,湖南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需要指出的是,考察茶務並非鄭世璜此行的唯一目的,另一任務仍是調查印度的鴉片專賣和徵稅事務。此處不多展開,可參見劉增合《清末的鴉片專賣》,張建雄主編《紀念虎門銷煙一百七十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3頁。

[42]以上均見陸溁《乙巳年調查印錫茶務日記》,第53頁,光緒三十一年七月初二日日記。

[43]俞旦初《中國近代愛國主義的「亡國史鑒」初考》,《世界歷史》1984年第1期,第27-28頁。鄒振環《清末「亡國史」編譯熱與梁啟超的朝鮮亡國史研究》,《疏通知譯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90-392頁。

[44]梁啟超:《愛國論》,《清議報》第7冊,1899年。參見楊瑞松《近代中國的「四萬萬」國族論述想像》,《東亞觀念史集刊》第二期,台灣政治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

[45]章太炎在日本接觸到印度民族主義者,並在《民報》撰文介紹印度獨立運動,是在1906年及其後。

[46]康有為:《印度遊記》,《康有為全集》,第五集,第509頁。

[47]康有為在1901年赴印度之前寫成的海外遊記有1899年發表的《游域多利·溫哥華二埠記》、《域多利義學記》、《游加拿大記》等,均為短篇。

[48]樓宇烈整理:《康南海自編年譜》「光緒十年」、「光緒十六年」條,中華書局1992年版,第14、22頁。

[49]學界對《康南海自編年譜》中所記諸事的可靠性多有質疑,比如馬忠文就提出,康有為在1899年至1927年間對年譜多有修訂增刪,馬忠文《康有為自編年譜的成書時間及相關問題》,《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4期。還可參看茅海建《「康有為自寫年譜手稿本」閱讀報告》,《戊戌變法史事考二集》,三聯書店2011年版,第428頁。即使《婆羅門教考》實無其書,此二句是否系康有為後來在自編年譜中加入,何時加入,也值得研究。

[50]康有為:《上清帝第二書》,《康有為全集》,第二集,第42頁。

[51]康有為:《京師強學會序》,《康有為全集》,第二集,第89頁。

[52]康有為在1899年從加拿大溫哥華出發,到倫敦,短暫停留後同年又回到加拿大。

[53]康有為:《印度遊記》,《康有為全集》第五集,第520頁。有關1858年女王確認對印度的最高統治權之後建構一套「禮儀風格」的問題,可以參考科恩《維多利亞時期印度的權威表象之確立》,載霍布斯鮑姆、蘭格編《傳統的發明》,顧杭等譯,譯林出版社2004年版。比較此文可見,康有為的觀察還是頗為敏銳的。

[54]康有為:《印度遊記》,《康有為全集》第五集,第513頁。

[55]康有為:《印度遊記》,《康有為全集》第五集,第530頁。

[56]楊波:《口腹之慾與文化選擇——康有為海外遊記中的飲食書寫》,《河南大學學報》2013年第1期。

[57]康有為:《須彌雪亭詩集》,《康有為遺稿·萬木草堂詩集》,第148-150頁。

[58]康有為:《印度遊記》,《康有為全集》第五集,第529頁。

[59]康有為:《印度遊記》,《康有為全集》第五集,第532頁。

[60]有關《大同書》的成書年代已有許多討論。湯志鈞提出,《大同書》撰寫於康有為1901年至1902年旅居印度時期,而不可能是康氏自己說的1884年,參見《康有為與戊戌變法》,中華書局1984年版;《再論<大同書>的成書年代及其評價》,《廣東社會科學》2004年第4期。朱維錚還發現,《大同書》中舉到的西方事例,最晚可以到1909年,證明康在離開印度後仍在不斷修改增補,參見《從<實理公法全書>到<大同書>》,《求索真文明——晚清學術史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房德鄰的結論較為確實周密,他認為《大同書》起稿較早,1901至1902年在印度時,「基本完成了這部著作」,之後又陸續修改,直到1913年發表於《不忍》雜誌,見《<大同書>起稿時間考》,《歷史研究》1995年第3期。綜合而觀之,《大同書》的書稿主體撰寫於印度時期,應無異議。

[61]康有為:《印度遊記》,《康有為全集》第五集,第540頁。

[62]康有為:《大同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05頁。

[63]康有為:《與同學諸子梁啟超等論印度亡國由於各省自立書》,《康有為全集》第六集,第334頁。

[64]康有為:《印度遊記》,《康有為全集》第五集,以上分別見第539、515、532頁。值得注意的是,後來康同璧編定《萬木草堂遺稿》油印本時,將本段這些言論統統刪去,目前這些語句僅見於康有為手稿本。可比較《康有為全集》和《康有為遺稿》的《印度遊記》。另參見張榮華《維新事業在美洲的挫折與拓展:梁氏檔案藏康有為書札考釋》,復旦大學歷史學系編《近代中國的物質文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392頁。

[65]康有為:《印度遊記》,《康有為全集》第五集,第519頁。

[66]康有為:《印度遊記》,《康有為全集》第五集,第515頁。

[67]康有為:《印度遊記》,《康有為全集》第五集,第509頁。

[68]《世界亡國小史》,《杭州白話報》1902年,第2卷第24期。

[69]郭少棠:《旅行:跨文化想像》,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參見第四章。


(作者單位: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圖片除註明來源外,均為作者提供)




章可|透鏡:晚清國人印度遊記中的二重觀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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