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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並非一直重農抑商,在「 ”這個”朝代商業已成「 ”主業”之一

商業是社會不可或缺的一個行業,司馬遷在《貨殖列傳》里引用《周書》說:「 ”‘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此

商業是社會不可或缺的一個行業,司馬遷在《貨殖列傳》里引用《周書》說:「 ”‘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就是說,一個社會必須有農、工、商、虞(即采集業)四個基本行業,它們都是人民生活的根本。但是在傳統社會中,商業卻被稱為「 ”末業”,農業則被稱為「 ”本業”。

即使是對商業比較寬容的漢文帝、漢景帝,也多次下詔強調:「 ”農,天下之本”。明朝建立伊始,明太祖就說:「 ”人皆言農桑衣食之本,然棄本逐末,鮮有救其弊者……朕思足食在於禁末作。”清代雍正皇帝告誡全國人民:「 ”農為天下之本務,而工賈皆其末也”,並且要求各級官員「 ”平日留心勸導,使民知本業之貴”。所以中國傳統社會中的主流經濟思想,就是以農為本,以商為末,「 ”舍本逐末”是不允許的,因此要「 ”崇本抑末”。

中國古代並非一直重農抑商,在「
”這個”朝代商業已成「
”主業”之一

然而,在任何時代,理念和實際操作都不一定同步,在實踐中,不同的執政者也會有不同的取向。為了要保證「 ”農本商末”,就必須「 ”重農抑商”,重農是目的,抑商是手段。「 ”春秋五霸”之首齊桓公的大臣管仲就說,「 ”欲殺(抑制)商賈之民以益四郊之民(即農民)”。後來秦國的商鞅進一步發展了重農抑商的政策,將其變為系統的、全面的國策。他采取的手段有:禁止農民棄農經商;加重對商人家庭的賦稅;增加交易稅與酒、肉買賣的稅率,減少商人贏利的空間;實行專賣制度,把最賺錢的買賣拿到國家手里;管制糧食貿易,提高糧食收購價格,不准商人販運糧食,也不准農民買賣糧食等。秦始皇統一中國後,把重農抑商稱為「 ”上農除末”,推廣到全國。

當然,在大多數時候,國家實行重農抑商,並不是要完全取消商業,而是要把商業抓到政府手里,變成政府控制的商業。重農抑商的思想和實踐對中國歷史有深遠的影響。因此許多人認為中國自古以來都是重農抑商,一成不變。

實際上,重農抑商的思想和實踐在漫長的歷史中也在不斷變化。在春秋後期和戰國時期,各國為了競爭,采取各種方法來富國強兵,有的國家就鼓勵商業。工商業者也逐漸擺脫了官府的控制,獲得獨立經營的機會,出現了陶朱、猗頓等大富商。

在漢朝的文帝和景帝統治時,奉行黃老之學,無為而治,因此出現了商業繁榮。司馬遷描述說:「 ”漢興,海內為一,開關梁,弛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到了漢武帝當政後,厲行重農抑商,把所有賺錢的活動都抓到政府手中,導致商業走向了衰落。漢朝滅亡後,天災人禍不斷,政府愈加抑商,於是商業淪落到瀕臨消失的境地。

唐朝中後期,抑商政策放松,商業有了較大發展。到了宋代,出現了商業的大繁榮,社會對商業的看法和態度也發生了明顯的改變。葉夢得從社會分工的角度指出:「 ”出作入息,農之治生也;居肆成事,工之治生也;貿遷有無,商之治生也;膏油繼晷,士之治生也。”即認為士農工商只不過是不同的治生策略,沒有孰優孰劣的問題。大文豪歐陽修說:「 ”治國如治身,四民猶四體,奈何窒其一,無異稧厥趾。工作而商行,本末相表里。”明代大學者王陽明更主張四民同列,說:「 ”古者四民異業而同道,其盡心焉,一也。”

不僅人們的觀念發生了轉變,國家政策也在變。到了宋代,抑商的政策已經放寬了。宋太宗就下詔:「 ”除商旅貨幣外,其販夫販婦,細碎交易,並不得收其稅”,「 ”兩浙諸州,紙扇芒鞋及細碎物,皆勿稅”。之後,真宗、仁宗屢下詔令,減免了許多雜稅。

明代後期張居正進行改革,提出了「 ”輕關市以厚商而利農”的「 ”厚商”政策,說:「 ”商不得通有無以利農,則農病;農不得力穡以資商,則商病。故商農之勢,常若權衡……欲民用不困,莫若輕關市,以厚商而利農。”他明確反對國家干預商業,反對官、商(特許商人)分利的壟斷性商品專賣制度,提出以「 ”厚商”代替「 ”抑商”。他所要厚待的商人不是盤剝農民的奸商,而是當時新興的城市工商業者。到了清朝,抑商在國家最高決策層已經不再占重要位置。乾隆皇帝認為,「 ”大概市井之事,當聽民間自為流通。一經官辦,本求有益於民,而奉行未協,轉多扞格”。意思是,商品流通這些事,讓百姓去做,國家不要管,國家一來管就會對百姓不利。可見,到了明清時期,國家已經不再完全重農抑商了。

總之,在明清時期,中國商業呈現蓬勃發展的態勢。在此背景下,著名思想家黃宗羲提出了「 ”工商皆本”的觀點,他說:「 ”世儒不察,以工商為末,妄議抑之。夫工固聖王欲求,商人使其原出於途者,蓋皆本也”。也就是說,此時商業已從「 ”末業”變成「 ”主業”之一了。

(作者為北京大學教授)

本文發表於2017年08月07日《北京日報》,原標題為《從「 ”重農抑商”到「 ”工商皆本”》

來源:北京日報

作者:李伯重

監制:李慶英

編輯:樊宣

流程編輯: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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