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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殷弘:單一的「 ”主義”思維,無法理解美國對外政策思想的復雜圖景

本文轉自微信公眾號「 ”閑談新知”作者 /時殷弘,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在美國外交思想的復雜圖景中,幾乎滿布不同時期內那些同時以多種「 ”主義”為其基本成分的「 ”

本文轉自微信公眾號「 ”閑談新知”

作者 /時殷弘,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

在美國外交思想的復雜圖景中,幾乎滿布不同時期內那些同時以多種「 ”主義”為其基本成分的「 ”混雜型”對外政策觀念體系。

猶如哲學作為總體就是哲學史,自由主義作為總體就是自由主義史。作為一類關於政治行為、政治體制和社會生活方式的理念,自由主義最早大概可見於古希臘民主城邦雅典的政治領袖伯里克利。用現代最權威的伯里克利研究者之一唐納德·卡根的話說,伯里克利「 ”見到了創造世界(到那時為止)所曾知道的最偉大的政治共同體的機會,一個將滿足人的最強烈、最內在激情——榮耀和不朽——的政治共同體。這些激情的滿足通常意味着人的極不平等;然而,伯里克利相信它們能夠由一個基於法律和政治平等的民主制的公民來實現。與此同時,他打算創造一種前所未知的生活素質,那將使人們能夠追求自己的私利,但也能夠使之謀求更高的目標,辦法是使他們的私利為一個促進和倚賴理性、以此造就自身偉大的城邦服務。”

時殷弘:單一的「
”主義”思維,無法理解美國對外政策思想的復雜圖景

伯里克利半身雕塑像

無疑,這樣的自由主義政治/社會理念植根於一種更廣泛更籠統的哲理觀念,那是與對人類世界的現實主義理解大不相同的「 ”自由主義”(理性主義)理解,即相信世界的狀況可以按照理想來改變的、進步的歷史觀。

寬泛地說,「 ”自由主義”(理性主義)哲學的歷史可溯源於中世紀晚期的大神學家阿奎那。他將宗教和科學、信仰和理性視為有機結合的兩個方面,提出理性與信仰互相補充的神學理論。此後,以笛卡爾為最大代表的現代早期理性主義哲學認為,理性是最可靠的,是知識的源泉。洛克雖然反其道而行之,認為知識來自觀察和經驗,但他的經驗主義認識論與他基於先驗自然理性的社會政治理論自相矛盾。經過邊沁,這一矛盾被調和起來,個人的感知和自我利益成了認識和行動的綜合依據。

在此談論自由主義國際關系思想的歷史要有把握得多。雖然其中同樣有歷史的間斷性,但與上述歷史圖景相比肯定小得多。阿奎那系統地提出了意義重大、影響直至當今的「 ”正義戰爭理論”,至少其很大部分風格和精神實質是自由主義(理性主義)的。此後,從16世紀西班牙新經院神學家維多利亞蘇亞雷斯, 到17世紀的格老秀斯,而後從18世紀啟蒙思想家和19世紀英國自由國際主義者,到20世紀美國總統威爾遜和隨後延續不斷的美國自由國際主義,自由主義國際關系思想傳統差不多一脈相承。大致從啟蒙思想家開始,我們基本上可以用「 ”自由國際主義”一語來稱呼自由主義國際關系思想,而其最根本前提是理性個人和跨國交往

時殷弘:單一的「
”主義”思維,無法理解美國對外政策思想的復雜圖景

羅伯特森會堂(「 ”Robertson Hall”),威爾遜公共和國際關系學院的所在地。

作為理應被認作是「 ”美國式自由帝國主義”(猶如伯里克利的「 ”雅典民主帝國主義”)的經典形態,威爾遜主義的巨大影響和巨大後果大抵是三重性的:

第一,作為決定性原因之一,在地緣政治和意識形態兩方面參與塑造了導致第二次世界大戰的「 ”二十年危機”,此可謂之「 ”幻滅”;

第二,威爾遜主義與其後繼者贏得了對蘇冷戰,並且由此造就了美國的空前權勢;

第三,威爾遜主義與世界政治中的其他若干新力量合成作用,近乎變更性地影響了國際關系思想、國際法和國際倫理,並且有力地助成了非西方現代民族主義的勃然興起。

美國對外政策史上的自由國際主義是美國外交思想的基本主題之一。關於美國外交思想傳統,已有兩大類非常著名和流行的界定,伴之以同樣非常著名和流行的闡析,即現實主義對理想主義擴張主義和帝國主義。前一類界定首先由漢斯·摩根索1948年在其經典《國家間政治》中提出和定型,此後最有名的闡發和延續當推喬治·凱南1950年的《美國外交(1900-1950)》和亨利·基辛格1994年的《外交》。它們在美國知識界和在其他國家的國際關系學界可謂達到了膾炙人口的知名度。

後一類界定以美國擴張主義和帝國主義為主題,在不同的提倡者那里本着不同的根本依據:基於神定、基於種族或「 ”自然”、基於宗教性或准宗教性「 ”使命”、基於現代世界發展。有關的主要歷史形態包括:北美清教徒的「 ”山顛之城”觀念;「 ”天定命運”論; 社會達爾文主義和種族主義;馬漢的盎格魯—撒克遜海權論;美國自由民主制的普遍主義使命,包括威爾遜和富蘭克林·羅斯福的世界政治哲學;關於自由國際主義經濟政治秩序的「 ”霸權穩定論”;關於全球化時代的「 ”新帝國論”等。

時殷弘:單一的「
”主義”思維,無法理解美國對外政策思想的復雜圖景

位於美國紐約的自由女神像

然而,美國還有一大外交思想傳統——「 ”傑克遜主義”或「 ”好斗的美國主義”,它與上述其他兩大傳統一樣,貫穿於美國對外政策史。在對它的歷史揭示和這里討論方面,最早的依然是最好的,那就是著名學者沃爾特·拉塞爾·米德1999年底在《國家利益》季刊上發表的輝煌的論文「 ”傑克遜傳統”。

因此,我們可以辨識美國外交思想傳統中的如下三大主題,它們以其眾多歷史形態和思想表現,合成了美國外交思想的復雜圖景:

(1)美國外交思想傳統中的現實主義,它主導了美國作為國際權勢政治中的「 ”傳統”大國的對外政策;

(2)美國外交思想傳統中的「 ”傑克遜主義”或「 ”好斗的美國主義”,它主導了美國少有虛飾地單邊追逐美國一國的安全、利得和「 ”國家偉大”的極端民族主義對外政策;

(3)美國外交思想傳統中的理想性自由國際主義,它主導了美國締造「 ”美國式”理想世界秩序的新型「 ”普遍主義”對外政策。

第一類形態最突出地與華盛頓、約翰·亞當斯和尼克松三任總統以及漢密爾頓、凱南和基辛格的名字連在一起;第二類形態在內戰前大陸擴張高峰時期之後,以里根和當今的特朗普為最大代表;第三類形態的典型則有「 ”傑斐遜世界主義”、威爾遜主義、富蘭克林·羅斯福的戰後世界理想、杜勒斯型的理想性自由國際主義以及肯尼迪和克林頓行政當局的對外政策核心理念。

在美國對外政策史上,更為常見的是上述三大主題互相交織、從而錯綜復雜地規定美國政策和塑造其外在面貌的時期,也就是說以這些主題分別衡量並非典型的時期。例如,無論是集「 ”現實政治”(realpolitik)、種族主義和牛仔精神於一身的西奧多·羅斯福(他在發動美國興起為世界強國的權勢飆升過程中起了巨大作用),還是開啟冷戰時代和遏制戰略的杜魯門,其對外政策分明顯現出所有三大主題,就西奧多·羅斯福而言尤其如此。

需要格外強調的是,在「 ”傑克遜主義”或「 ”好斗的美國主義”之中,常有理想性自由國際主義的強勁沖動。在前者主導的大陸領土擴張時期,美國政界和知識界許多人士主張所謂理想主義的、和平的擴張主義,「 ”對美國民主體制的純粹和明智有着無限的信心,並且預言它將隨其他國家和人民在精神上被美國吸引而擴展到整個世界。” 「 ”好斗的美國主義”總統里根和小布什也強勁地受到同樣的信念驅動。總之,在美國外交思想的復雜圖景中,幾乎滿布不同時期內那些同時以多種「 ”主義”為其基本成分的「 ”混雜型”對外政策觀念體系。

回過來泛談自由主義國際關系思想。應當強調,關注和理解其「 ”混雜型”代表非常重要。例如對富蘭克林·羅斯福、亞當·斯密和埃德蒙·伯克的國際關系思想的研究和評判,無疑難於對威爾遜、邊沁和詹姆斯·福克斯的,因為後者很大意義上可謂「 ”水清見底”,「 ”一以貫之”,而前者遠非如此;也因此,前者更需要得到精細的探究。同樣的道理也存在於范圍更廣的、一般國際關系理論思想的研究方面。諸如現實主義/自由主義/激進主義(革命主義)之類的大范疇劃分是一種高度抽象概括性質的范式劃分,而在具體的歷史和現實中,很少甚或極少存在絕對純粹的現實主義、自由主義或激進主義(革命主義)思想體系或思想家。范式與實際的差別就在抽象與具體、純粹與混合之間。

(本文為時殷弘教授在閑談系列「 ”美國文明的歐洲根基”活動上的發言。編輯:未雪梨,標題為編者所加。)

嘉賓介紹

時殷弘:單一的「
”主義”思維,無法理解美國對外政策思想的復雜圖景

時殷弘,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現任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學術委員會主任、美國研究中心主任、國務院參事。長期從事國際關系理論思想、國際關系史、當代國際政治和戰略、美國和中國的對外政策等方面研究。主要著作有:《現當代國際關系史》、《國際政治與國家方略》、《從拿破侖到越南戰爭:現代戰略十一講》、《敵對與沖突的由來——美國對新中國的政策和中美關系(1949-1950)》、《美國在越南的干涉和戰爭(1954-1968)》、《美蘇從合作到冷戰》、《尼克松主義》、《早該這樣讀》。譯著多為戰略思想與國際政治經典,主要有《締造戰略》、《馬基雅維里主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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