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要聞

扶清與倒幕:近代中日維新成敗總源頭

1898年9月,大清國戊戌變法失敗。伊藤博文結束訪華回國,在東京帝國飯店發表演講:「 ”中國的改革並不是不可能的。但是在那么廣大的國家里,對於幾乎數千年來繼承下來的

1898年9月,大清國戊戌變法失敗。伊藤博文結束訪華回國,在東京帝國飯店發表演講:

「 ”中國的改革並不是不可能的。但是在那么廣大的國家里,對於幾乎數千年來繼承下來的文物制度、風俗習慣,進行有效的改革,絕不是一朝一夕所能辦到的。要想決議改革,我認為一定要有非常英邁的君主及輔弼人物,像革命似的去徹底改革才可。”

在這些日本士人領袖看來,如果把政治改革比喻成一場比賽,那么必然是兩方賽手——改革派與保守派的對決。獲勝的關鍵一步是什么?

扶清與倒幕:近代中日維新成敗總源頭

不是改革的辯論及其頒布,而是政權的轉手。即政權爭奪戰才是改革成敗與否的關鍵。日本精英很清楚這一點,維新之前,他們第一要做的事,不是扶幕,而是倒幕,推倒舊政權,建立新政權。先解決政權問題,然後再言維新變法。

就在譚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變法扶清、而後卻被清廷砍了腦袋之際,日本這邊,新興精英推倒舊政權的努力早已是完成式。

公元1853年7月3日,美國黑船出現在江戶浦賀灣。對於日本來說,這不啻於是一次小型鴉片戰爭。隨後,幕府與美國簽訂了近代日本第一個不平等條約《日美通商條約》,相當於大清與英國簽訂了《南京條約》。

隨後,日本與大清一樣,也興起了反帝運動。是為攘夷。

但是,十二年過後,日本的新興精英們便不再攘夷,而是改為倒幕了。

這是怎么回事呢?

原來,日美不平等條約簽訂後,首先激起日本一邊陲藩國強烈不滿。它就是木戶孝允、伊藤博文所處的長洲藩。長洲是日本的著名強藩。位置就在今天日本西端、距離亞洲大陸最近的山口縣。此時的日本政治形勢,頗似中國的西周。周天子下,有七十一國,德川幕府下,亦有二百六十藩。長洲反幕府,相當於申國之主申侯反周幽王。

為什么二百多個藩,長洲藩成為叫板幕府、第一個吃螃蟹的英雄?

說來話長。此時中國和日本雖然同出封建社會,但就體制而言,還是有很大不同的。

中國的大清,是大一統的中央集權郡縣制,而日本的江戶時代政治體制為「 ”幕藩體制”,由幕府和藩 鎮共同管理國家。在幕藩體制下,將軍是日本的最高統治者,幕府是國家的最高的政權機關。幕府統治全國各地的藩國。各藩的統治者叫大名,效忠於幕府。說白了,就是君主虛權、將軍執政、各地自治的原生態的「 ”封建制”。比較類似中國先秦春秋時代。

「 ”現在的中國人和先秦的中國人,是兩個完全不同的物種。”21世紀的我們,在網上不時能聽到這樣的論調。值得我們思考的是,為什么今天人們提及華夏民族,無論中外,都盛贊先秦呢?

這與當時士人形象息息相關。東周春秋時代,時間長達242年,這個時代周天子已成虛君,在周的旗號下,華夏有140多個列國,他們相當於140多個相對獨立的城邦,他們之間相互兼並。這種兼並其實就是一種自由競爭。百家爭鳴,就相當於一百個政黨自由競爭諸國主政權。當然當時政壇還沿承着貴族世襲制,但每個諸侯國君,無論大小,無不希望富國強兵,為此他們求賢若渴,單單的貴族政治顯然不能滿足各國國君的人才需求,人才在朝也在野,於是,一大批「 ”素食”的平民在自由競爭中,也不斷脫穎而出,成為耀眼之士「 ”士”。他們文武兼備,各為其主。擁有高貴的精神血脈,仗義,尚武,把名譽看得比生命還重要。這些精神血統比悠久的歷史更讓今日華夏人引以為榮。

後來中國進入大一統時代,天下只有一個雇主:皇帝,只有一種晉身手段:科考。所以華夏之士就漸漸書生化,家臣化,君尊臣卑了。而日本的士,一直沒變,到了近代,更像先秦時的士。荊軻那般義勇當頭的義士,遍地都是。

我們知道,德川幕府建立後不久就開始實行鎖國政策,禁止地方大名私自從事海外貿易。全日本只有長崎一個港口向荷蘭和中國的商船開放,而長崎則由幕府直接管理。別的藩很聽政府的話,而長洲藩卻陽奉陰違,暗度陳倉。他們有組織、有計劃地大規模開展走私活動。有了錢,就能招募組織一支強大的軍隊,於是就這樣,鎖國養肥了這個外樣大名統治的藩。

此時長洲藩主已傳到13代,藩主的名字叫毛利敬親。是個開明的封建主,他手下聚集了大量的具有新思想武士精英。木戶孝允就是其中一位。木戶孝允主事後,首先實行「 ”開眼看世界”。1863年,長州藩派出秘密留學生(井上馨、伊藤博文、山尾庸三、井上勝、遠藤謹助五人)至英國留學,此行的最初計劃者就是木戶孝允。

歷經長期閉關鎖國, 日本年輕人第一次領略精彩的外面世界,受到了方方面面的極大沖擊。這批學生初履英格蘭這個世界主體文明國,所見所聞,深感西洋文明之強,「 ”攘夷”思想亦為之一變 。諸如伊藤博文留學歸國後,就立即拋棄了狂熱的攘夷思想。出國前,他曾諷刺先走一步的好友井上馨(後任日本首任外務大臣)「 ”出國不足五天,就拋棄了攘夷思想”,而後,他的思想與井上馨同出一轍。回國後,他已經是一位積極的「 ”開國論”者了,甚至比井上走得更遠。

這些人歸來後,很快成為本藩開化的火種。

常言道:此消彼長。一方面,是長州藩後起之秀改革派崛起,另一方面,是長州藩「 ”攘夷”保守派遭到重大挫折。

1863年7月,為「 ”尊王攘夷”,長州藩大佬不顧幕府與美國等西洋國達成的通商協議,命令本部海軍強行封鎖海峽,炮擊外國船只。美、法、荷、英諸國海軍發動反攻,史稱「 ”馬關戰爭”。這場戰爭以長州的失敗而收場。長州海軍遭到毀滅性打擊。但戰敗之後,長州卻依舊不改「 ”攘夷”的強硬立場,結果幕府方面急了,怕給中央招來更大的禍端,聯手各藩抑制長州過激行動。1864年5月,長洲藩以「 ”尊王攘夷”為名,啟動兩千長州本軍,炮擊外船,並進軍京城。7月,幕府策動天皇下令征長,進行了第一次長州征討。結果長州軍大敗,毛利被免。然而這次失敗並沒有壓制住長洲藩。但攘夷派對時局卻有了深刻新認識,他們認識到他們的敵人不是夷而幕府,開始轉向倒幕。

此時,他們新的領軍人物也出現了。他就是木戶孝允。木戶孝允和幕府大佬不共戴天,因為不僅有地方中央利益之爭,更有着思想碰撞乃至「 ”殺師之恨”。1858年,幕府大老、保守派井伊直弼為了打擊尊王攘夷派,興起安政大獄,老師吉田松陰因預謀暗殺老中牽連入獄,被處於斬首刑,木戶孝允含悲為其收屍。自此時起,他終於意識到,國家要想新生,必須推倒舊政權。從而立志推翻幕府,不達目的絕不罷休。

為了增加推倒中央幕府的勝算,木戶孝允積極與各藩聯系,終於找到了一個強大的同道——薩摩藩。

長州藩與薩摩藩,同處日本西部,但起初並非友鄰,甚至還有世仇。就在木戶孝允想與薩摩聯手不久前,雙方一度還曾互為敵對交戰。那就是1864年長洲藩與幕府第一次交戰,薩摩是站在中央政府即幕府這邊的。

但是,一場大獄,領軍人物的改變,卻使他們漸漸認清了共同的大敵,從而聯袂。

「 ”安政大獄”前,薩摩藩藩主是酷愛蘭學的島津齊彬。他在藩內推行開明政治,重用兩位充滿傳奇色彩的武士領袖大久保利通、西鄉隆盛。後來,這兩位與木戶孝允並稱「 ”維新三傑”。

為改變日本現狀,島津齊彬策劃擁立更換幕府將軍的政變,結果政變失敗。島津齊彬猝死,西鄉隆盛因隨主公策劃政變遭逮捕被流放。這次流放徹底改變了他的初心,他感覺換一個幕府將軍並不能解決根本問題, 根本問題在於幕府勢力和外國勢力的壓迫導致日本無法強大。 必須推倒幕府這個舊政權才行。因此,他不再只是忠於藩主的志向, 而是與大久保一起,毅然投入倒幕行動中。

說起來,長薩兩藩的轉變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他們本來都是堅定的攘夷派,但是在新興的精英引領下,最後都導向「 ”倒幕維新”。早在長洲藩攘夷時,薩摩方面也與英國爆發了「 ”薩英戰爭”,結果薩方未能擊沉英軍一艘軍艦,但鹿兒島卻遭到了嚴重的破壞;武力沖突之後,薩摩對外國的態度急劇軟化,開始與外國合作。要擴充軍備,最便捷、最有效的方法便是引進西方的先進武器,訓練新軍。事關存亡,一路高喊「 ”攘夷”而來的薩摩、長州已顧不得臉面,紛紛低頭向曾經的仇敵歐洲列強購買武器。為了推翻幕府,西鄉與大久保利通在本藩率先銳意改革,擴充陸海軍,實行近代化建設。為了取得英國財政, 軍事和技術方面的援助,甚至不惜與曾與薩摩交過手的外洋仇家 -- 英國結成了「 ”薩英同盟”。 這也可見,曾經為「 ”攘夷”奔走呼號的西鄉, 也絕不是盲目排外的。

就這樣,共同的開國思想促成了日本兩個強藩的聯合,倒幕,維新。

大久保與木戶孝允坐在一起,討論出兵討幕。他們聯合寫了一封公開信給朝中開明派——公卿岩倉具視:「 ”二百余年太平舊習污染了人心,一旦動起干戈,反使天下耳目一新,中原彌定,構成盛舉。”這封公開信,不亞於討幕檄文。1865年,長州藩二度起兵進京,與幕府勢力的軍隊展開大戰, 是為「 ”禁門之變”。 西鄉指揮薩摩軍積極與長州勢力聯絡, 結成「 ”薩長同盟”。

兩藩聯手,力量對比發生了逆轉。聯合了薩摩、得到了英國武器供應的長洲軍,被木戶孝允宣稱「 ”長州軍是日本最強的”。第二次長州征討以幕府失敗告終。之後,長薩聯盟發動戊辰戰爭,一舉殲滅幕府主力。將軍德川家茂死了,已任的德川慶喜喪失了繼續抵抗的意志,不想打了。盡管他們擁立的孝明天皇希望將軍繼續平叛,但將軍回天無力。 隨即西鄉就任討幕軍「 ”大總督府參謀”, 橫掃幕府軍隊,一路勢如破竹,取得軍事上的決定性大勝利。

1867年10月14日,戰敗的幕府德川將軍慶喜「 ”大政奉還”。但木戶等人並不為其所動。他們發動了對喪權辱國、倒行逆施的幕府總攻。1867年12月9日,倒幕派宮廷政變,宣布王政復古,廢除幕府。兵不血刃占領了江戶。德川幕府終於滅亡。1868年1月25日,木戶孝允應邀從長州來到京都,與大久保一起執權中央政府政務。在德川慶喜認慫之後,所謂的大政奉還,其實不是奉送給天皇,而是落到了倒幕派的手中。依附幕府的孝明天皇很快就死了,他死得太是時候。十五天之後,倒幕派擁戴十六歲的明治天皇繼位,國家完全可以按照他們的意願發展了。

就在日本士人倒幕運動早已完成時,中國士人這邊卻是無休止地寄望舊政府走新路,無論是掀起洋務運動的曾國藩、李鴻章,還是公車上書的康有為、梁啟超,更不必說極端排外的義和團運動,無不以「 ”扶清”為目的。舊的不去,新的不來。他們連這個簡單的道理都不懂,妄圖在一個爛到根部的大樹底下,灌溉乘涼,結果不是被大樹掉下的樹干砸倒,就是樹倒猢猻散,根本無法左右國家的政治進程。

對比中國戊戌變法和日本明治維新,表面看來都是改良,但起點和過程都大相徑庭。日本的起點是倒幕,中國的起點是扶清,對舊政府扶不扶,這才是中國維新百日失敗、而日本維新千秋萬代的總源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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