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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暉:印加帝國的歷史敘事

【秦暉旅行筆記】——基多歷史長夜(下)剪不斷理還亂的「 ”南北關系”在印加帝國及其以前以後的歷史上,以基多為中心的北方(今厄瓜多爾)和以庫斯科為中心的南方(今秘魯)

秦暉:印加帝國的歷史敘事

【秦暉旅行筆記】

——基多歷史長夜(下)

剪不斷理還亂的「 ”南北關系”

在印加帝國及其以前以後的歷史上,以基多為中心的北方(今厄瓜多爾)和以庫斯科為中心的南方(今秘魯)的關系一直是剪不斷、理還亂。南北方的征服與反抗輪回了好多次:先是印加人向北征服基多,再是基多的「 ”朱棣”南下「 ”靖難”,接着西班牙人又在南方人支持下,北上征服了基多。

這種關系到了殖民時代乃至獨立國家時代似乎還沒有完。後來拉美獨立戰爭中,蘇克雷的獨立軍又從北方的厄瓜多爾解放了南方的秘魯,他因此成為厄、秘共認的獨立英雄,但是厄、秘卻不能共屬一國。塔基戰役粉碎了秘魯兼並厄瓜多爾的企圖,厄再北屬玻利瓦爾建立的大哥倫比亞共和國。大哥倫比亞解體後,厄與秘魯各自成為獨立國家的局面穩定下來,但兩國的邊界卻一直不能劃定,成為國際上著名的敏感地區,兩國關系也長期對立,導致在19-20世紀四次發生領土戰爭(1858、1941、1981、1995),直到1998年兩國簽署「 ”永久和平協定”最後解決了邊界問題,才換來迄今已20年的兩國友好。

說起來厄、秘兩國都是安第斯國家,白人比例不高,黑人幾乎沒有,由於印加帝國這段歷史,兩國都有拉美最多的講克丘亞語(當年印加帝國的通用語)的土著以及混血的梅斯蒂索人。應該說,二者文化傳統最為相近,但是國際關系長期以來卻搞得如此緊張,雙方多次兵戎相見,即便和平共處,也往往寧可各自與傳統差異更大的實體(如厄瓜多爾與哥倫比亞、秘魯與玻利維亞)聯合,也不願重溫印加舊夢。顯然,這與歷史上那種傳統的「 ”南北矛盾”有關,南北兩個中心搶奪皇權的殘酷斗爭給雙方帶來的傷害都太大了。

誰是拉美民族主義之源

在今天的民族主義和反殖民主義敘事下,英勇不屈、死在西班牙人手里的盧米尼亞維已經被塑造成為厄瓜多爾歷史中的民族英雄。不僅在當年被他毀掉的基多城里立有他的塑像,我甚至在遭大屠殺的「 ”血湖”附近的奧塔瓦洛鎮上,都見到過這位印加將軍的紀念碑。

但是在當時,不僅暴君阿塔瓦爾帕遭到南方印加人的普遍仇恨,北方今厄瓜多爾地區的很多土著也與盧米尼亞維為敵並投靠西班牙人。當然,很多土著後來吃了西班牙統治的苦頭,又起來反抗,但這是後話。當時他們都參加了與西班牙人的聯盟。盧米尼亞維最後成了窮途末路的孤家寡人,抓住了他的也仍然是土著兵。

如今人們對西班牙人的成功,貶之者常歸因於他們奸詐無信,突然襲擊。褒之者則強調他們裝備先進,「 ”落後就要挨打”。但是,如果說皮薩羅突襲阿塔瓦爾帕確實是乘人不備,貝拉爾卡薩爾一路打到基多也能算是突然襲擊嗎?假如只靠裝備先進就能必勝,他們又何必要這么多的土著參戰?但假如不能,他們又何以不擔心這么多土著兵倒戈相向?

最後,如果把盧米尼亞維理解為今天民族主義意義上的民族英雄,那么多支持西班牙人的庫斯科-卡尼亞里土著又是什么?是「 ”漢奸”嗎?假如是,那么完全站在他們立場上說話的加西拉索,為什么又會在今天被稱贊為「 ”真正美洲主義的最早表現”、「 ”代表最高的秘魯激情”,被視為不是殖民主義、而是拉美民族主義的文化先驅?這個痛斥印加暴君而支持西班牙人、但又放聲謳歌印加先民先王的史學家,這個本身就是印加王族與殖民軍官的混血後代的文化名人,在今天的民族主義話語中又該如何定位呢?

這里有個問題,即很多瓦斯卡爾一方的印加人後來順從了西班牙人,他們筆下的印加暴君阿塔瓦爾帕凶殘無人性一如上述。《印加王室述評》的作者加西拉索就是一個典型。筆者在上篇引述了他的許多記載。那么他們的說法可信嗎?他們是否會因王位爭奪而在敘事時持有偏見呢?

以加西拉索而言,他作為印加王室成員和第一代梅斯蒂索人出生時,西班牙人進入庫斯科才僅5年,印加帝國名義上仍存在,只是瓦斯卡爾一系的印加王此時已受西班牙人控制。直到他21歲,一直生活在母系印加人中,可以說是個「 ”愛印加也擁護西班牙”的作者。他自稱寫作是「 ”出於對祖國(指印加)當然的愛”,是以「 ”我見過,我去過,我聽說過,我到過”為基礎的紀實之筆。其名著《印加王室述評》的中譯序中引述了許多當代西方與拉美知識界、思想界對他的好評,說他對印加歷史的記載「 ”比所有其他史學家的記述要完整得多”,具有「 ”世界性決定意義的歷史權威”,是「 ”道地的美洲作品,是關於征服時期這個題材中寫得最好的作品”等等。這些評論大多出自進步人士或拉美民族主義人士。

另一方面,盡管這本書本身並不批評殖民統治,但18世紀在拉美發生圖帕克·阿瑪魯起義後,當局仍在西班牙所有殖民地查禁了這本書,認為它具有「 ”煽動性和危險性”,因為它贊美了印加先民的好時光(盡管不是他母輩親歷的暴君時代),鼓勵了對印加文化的記憶。

顯然,加西拉索的歷史敘事盡管不是反殖民主義的,但卻是「 ”美洲主義”或本土主義的,至少不會是殖民主義的。而他受到的批評,據中譯者介紹,也是說他「 ”對印加歷史進行了‘古化’(把時間提前)和‘美化’(把印加帝國描繪成理想社會)”。所以沒有理由認為他對印加暴君的抨擊是基於丑化土著的殖民主義偏見。

當然中譯者忽略了這一點:就算沒有西方人對土著的偏見,但印加人內部的派別偏見,加西拉索就很難免。他對阿塔瓦爾帕恨之入骨,甚至把西班牙人捕殺他的奸詐手段也回避了,但對瓦斯卡爾就很維護,把他塑造成受害的賢君。而事實上,對印加內戰的記述也有站在阿塔瓦爾帕一邊,指責瓦斯卡爾的,同時代的西班牙人胡安·德·貝坦索斯(其妻曾為阿塔瓦爾帕眾妃之一,他的書基本來自她的敘事,學界普遍認為這是他偏向阿塔瓦爾帕的原因)著的《印加人敘事》就把瓦斯卡爾描繪成一個暴君,他性格暴躁,目中無人,看不起出身相對低賤的阿塔瓦爾帕。他不斷羞辱阿塔瓦爾帕:殺死阿塔瓦爾帕的信使,強迫其部下男扮女裝游街示眾等等。阿塔瓦爾帕的起兵在這本書中被寫成是忍無可忍、逼上梁山之舉——就像朱棣解釋他的「 ”靖難”一樣。

但是阿塔瓦爾帕大屠殺的殘酷,貝坦索斯卻也只是回避而無法辯解。對此,我一個中國學者自然沒有考證印加史的能力,但從中國的「 ”宮斗”邏輯看,這種事其實就是比誰更加心黑手辣,更好難言,更壞可斷。實際上,瓦斯卡爾未必就是賢君,阿塔瓦爾帕卻肯定是暴君。今人不必持印加人中的派性立場。宮廷政治的骨肉相殘貽害天下,說到底是專制制度之惡。印加內戰浩劫與明朝「 ”靖難”浩劫,都是這樣來的。

「 ”兩頭苦”的敘事

殖民統治惡劣,土著暴君殘忍,這種「 ”兩頭苦”的敘事在著名的瓜曼·波馬手稿中體現得更典型。

與殖民地初年就在西班牙出版了名著而蜚聲於世的加西拉索不同,費利佩·瓜曼·波馬是個默默無聞的純粹土著。他於西班牙人占領基多的那年出生在南方印加鄉村——比加西拉索年長4歲,也更接近基層社會。他的父親是地方小貴族,身份遠不如加西拉索母系那種首都王族之高貴。但與許多南方印加人一樣,由於反感北方暴君,也接受了西班牙的統治。波馬學會了西班牙語,曾在地方教堂和法庭做翻譯,也領教了殖民者的迫害:由於為土著人的地權辯護,他得罪了西班牙人法官,被解雇並且失去了土地,只得浪跡天涯。

到了晚年,他把在各地看到的西班牙統治劣跡寫成一千多頁的鈔本《第一部新編年史與善治》,對殖民者的種種惡行進行控訴,要求恢復土著政權。但他雖反對殖民統治,懷念想象中美好的先民歲月,卻也仇恨北方印加暴君,而且他既信天主教,也尊奉西班牙君主。所以他把這本書寫成向當時的西班牙君主菲利普三世陳情、投訴的形式,告訴皇上被貪官污吏隱瞞的底層痛苦。他希望皇上能把權力交給土著,讓他們自治,而非派西班牙人來統治。而他主張的「 ”善治”,就是在國王賜予的土著自治下,實行「 ”土著美德、基督信仰和歐洲技術的結合”。

約在1615年,他以80歲高齡,在兒子陪同下流浪到當時殖民統治的中心利馬,輾轉托人(據說是個丹麥外交官)把此書帶到歐洲,希望獻給西班牙君主,卻不幸佚失。從此近300年無人知曉此事。直到1909年,這部手稿才在哥本哈根的丹麥皇家圖書館被學者發現,得到影印傳世。

如果說加西拉索的立場是非殖民者的「 ”本土主義”,那么瓜曼·波馬這本書顯然就是反殖民主義的早期文獻了。他雖然對西班牙君主有幻想——那個時代要求一個印加土著是共和派或者革命黨,顯然不現實。就是到後來,共和與革命也是先在拉美白人中形成的概念,而印加遺民一般都寄希望於「 ”好皇帝”,對於剛剛經歷大屠殺的那一代人,寄望於西班牙君主似乎更合理。但是,他如此明確地反對殖民者統治,要求土著掌權,而且譴責西班牙人不遺余力。比起謳歌印加文化但接受殖民統治的加西拉索來,瓜曼·波馬顯然「 ”進步”多了。

然而,瓜曼·波馬不僅與加西拉索一樣憎恨印加暴君阿塔瓦爾帕,還對加西拉索不怎么譴責的盧米尼亞維等「 ”暴君幫凶”深惡痛絕,他筆下的盧米尼亞維殘酷而嗜血,是大屠殺的主要罪犯之一。這與我在基多看到的「 ”民族英雄盧米尼亞維”的形象真有天淵之別!

如前所述,本土主義的加西拉索今天都得到肯定,反殖民的瓜曼·波馬更不用說了。但應當怎么看他對「 ”民族英雄”的如此記載呢?這些材料在厄瓜多爾學術界也引起討論。有人持否認瓜曼·波馬的指控,維護盧米尼亞維正面形象的正統觀點;有人則認為,抵抗殖民的壯烈和傳統的野蠻都應當承認,考慮那個時代的文明程度,應該是瑕不掩瑜;也有人認為,那時根本還沒有形成「 ”民族”,何來民族英雄?盧米尼亞維「 ”既不是民族英雄,也不是殺人魔王”。

作為爭論的旁觀者,我認為,作為印加帝國滅亡的同時代人,加西拉索與瓜曼·波馬痛斥大屠殺慘無人道,並不是基於現代才有的什么觀念,就算考慮時代背景,以當時的野蠻風俗為如此出格的慘無人道辯解,也是缺乏說服力的。但瓜曼·波馬的敘事也並非不能質疑,除了他是給西班牙君主上書這一點外,南方印加人對北方暴君之罪的控訴也不能排除有派性的誇張。

但這並不是關鍵,重要的是,加西拉索與瓜曼·波馬,他們一為王室成員,一為外省土著;一個接受殖民的加西拉索,一個反對殖民制度;前者基本不罵西班牙人,後者對西班牙人大加譴責。兩人在很多方面都不一樣,但對北方印加暴君的仇恨卻是共同的。筆者覺得,這是理解印加帝國這個龐然大物為什么會一朝瓦解的關鍵之所在。

「 ”做自己人的奴隸”更好嗎

無獨有偶,西班牙人在中美洲遇到的另一個專制帝國,阿茲特克人的特諾奇蒂特蘭,也是類似的情況。當時的阿茲特克帝國也是儼然大國,窮兵贖武,擴張勢頭正勁,卻被西班牙人科爾特斯同樣區區幾百個征服者給輕易拿下了。除了西班牙人在裝備和計謀上的優勢,一個重要原因也是特諾奇蒂特蘭周圍諸邦土著都苦於阿茲特克暴君的橫征暴斂,因而樂於與西班牙人聯手推翻帝國。前不久,我們在墨西哥城與國立人類學博物館副館長奧爾默·弗雷瑟教授交流時談到這個問題。奧爾默教授明確地說:阿茲特克帝國的一朝覆亡,就是因為其統治者殘暴不仁,周邊部落都受不了,當時已經發生飢荒,但皇帝還要大興土木,要民眾供糧供役,而且任意殺伐,草菅人命。「 ”西班牙人來的時候,帝國百姓已經高度不滿,他們把西班牙人的到來看做一大機會,希望趁機擺脫帝國的暴政。於是他們紛紛與西班牙人合作。阿茲特克帝國這個龐然大物,就在一小撮西班牙人和特諾奇蒂特蘭周邊的無數城邦、部落、村庄的百姓和貴族的共同打擊下,稀里嘩啦垮掉了。”

最近看到郭學明先生的一段訪拉美感言,他看到智利南部分散落後的馬普切人部落堅持自主,前後抵抗印加帝國、西班牙人和獨立後的智利、阿根廷國家達300多年,感慨地說:「 ”馬普切是個發人深省的現象。一個文明落後生活在貧窮地區的民族,征服他們的過程長達幾百年。而印加帝國,阿茲特克帝國,文明先進,社會共同體規模大,人口幾百萬,軍隊十到二十萬,可西班牙人只用幾百人,打了一兩場仗,就輕而易舉地全面征服了。為什么征服龐大的帝國反倒容易?”

其實何止馬普切人。北美那些自由的印第安人部落,也沒有形成什么強大的專制國家,可是北美的殖民者對付他們,也花了兩百年的時間。而且最後也只是占了他們的土地,把他們趕進了保留地,卻沒能像奴役黑奴那樣,把他們變成奴役對象。但西班牙人不僅極快地滅亡了兩大土著帝國,而且後來的殖民統治,就是以主要奴役土著帝國遺民而成為與北美最大的不同點。西班牙人為什么能?北美為什么不能?

郭學明思考的結果是:「 ”龐大帝國容易征服,最重要原因是帝國的臣民已經被權力馴化了。只要把最高統治者解決了,整個帝國的臣民就會隨之馴服。人口很少的蒙古人和滿族人對中華帝國的征服也是如此。集權專制國家對臣民的馴化,是國家抗征服力弱的根本原因。人類馴化了植物、馴化了動物,在這個馴化過程中形成了權力,而人類又被權力馴化。”

而奧爾默則不同意權力馴化之說,她給出了問題的另一個答案:專制帝國往往統治殘暴,社會潛伏着太多的不滿。平時好像鐵板一塊,但一旦出現某種機緣,矛盾就全面爆發。外患觸發內變,一下就土崩瓦解了。阿茲特克和印加兩大帝國,表面上是被幾百個西班牙人滅掉的,實際上是內外矛盾一起爆發而垮掉的。我覺得其實兩個說法是一回事:權力馴化似乎是鐵板一塊,矛盾爆發就土崩瓦解。很多古代專制帝國都在這兩者間反復循環,關鍵在於專制暴君給民眾帶來的傷害並不比殖民統治小。

過去在反抗殖民主義時,揭露批判殖民統治的黑暗是人們主要的任務。這種批判的歷史合理性應當肯定。但是它往往帶來一個偏向,即把前殖民時代的傳統專制塗上了一層玫瑰色。其實即便在那個時期,一些清醒者如魯迅也早就指出:「 ”將淪為異族的奴隸之苦告訴大家,自然是不錯的,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得着這樣的結論:到底還不如我們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隸好。”

在反抗殖民主義的時代,有識之士尚且能有這樣的見解,在殖民時代早已結束半個多世紀以後,還把一切問題都歸之於外部而不知自省,就更不可取了。固然人們往往當局者迷,歷史敘事有時也確實出於現實需要。西方人當年是殖民主體,他們進行自我批判那是政治正確,由皮薩羅的後人來批判印加專制,總有些「 ”身份不宜”。而現代的厄瓜多爾作為一個小國,若干年前還與鄰國秘魯打過仗,盧米尼亞維被樹為民族英雄,除了因為他反抗西班牙人外,也難說沒有對抗南方鄰國的意思,他們在國際競爭中需要提振國民士氣,讓他們自我批判可能也勉為其難。但我們本是第三方,應該更能客觀也更深刻地看待他們的歷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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