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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丨妥協:代價最小的沖突解決之道

撰文/維舟,作家在近代面臨西方列強挑戰時,日本是唯一逃脫了被殖民命運、自行實現現代化的國家。當然,它順利實現變革有賴於一些有利的外部條件,例如日本在地理上差不多

撰文/維舟,作家

在近代面臨西方列強挑戰時,日本是唯一逃脫了被殖民命運、自行實現現代化的國家。當然,它順利實現變革有賴於一些有利的外部條件,例如日本在地理上差不多是西方列強最難觸達的世界邊緣,而唯一最關注它的美國當時又忙於本國的內戰;不過毫無疑問,最關鍵的還是在於日本國內成功實施了明治維新。

像法國、俄國、土耳其、伊朗、中國這些大陸型的國家在現代轉型的過程中,幾乎無一例外地都命運多舛,不僅爆發血腥戰亂,而且還會出現改革、復辟的反復,最終即便推動也未必順利,但日本卻是個奇跡般的例外,僅以很小的代價就完成了革新:明治維新中喪生者不過3萬人,而法國大革命時人口僅為日本八成的法國,因內亂、處刑死亡者高達65萬人,這還不包括對外戰爭戰死者[1]。

這意味着,當時的日本政治精英在很有限的沖突下就達成了一致,轉而齊心協力實現富國強兵,問題在於:他們為何能做到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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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戶開城——西郷隆盛與勝海舟的會談

日本式的妥協

日本精英做出這樣的妥協,絕非偶然。早在1853年美國海軍准將佩里的「 ”黑船”敲開日本國門之前,日本上下就已抱有深重的危機感。三谷博在《黑船來航》一書中明確指出:「 ”日本政府官員、民間知識分子以及一部分日本人在那之前的六十多年就已經擔心着這一天的到來,西方控制世界的運動將波及日本,這是一個長期的噩夢。”因此,雖然內部對於如何應對危機有分歧,但有一點卻是新舊兩派都贊同的,那就是雙方都極力避免出現英法坐收漁翁之利的局面,努力將內部沖突控制在最小限度

和中國這種遲遲才產生全國性危機感的大國不同,日本的有識之士從一開始就很少抱有幻想。尤其看到連中國這樣的大國都戰敗,高杉晉作等人更不相信日本能幸免。

1863年初,京都朝廷督促幕府和各藩上奏「 ”攘夷”的具體策略,當時最傑出思想家之一的佐久間象山冷淡地回絕說:「 ”攘夷”根本不可能實現,因此不可能想出對策,哪怕是諸葛亮、孔子復活都不可能有辦法。佐久間象山主張與西方平等條件下「 ”對等開國”,倡導「 ”公武合體”(天皇朝廷與幕府合作),「 ”富國強兵”的口號也出自於他,後來被主張激進「 ”攘夷”者暗殺,但他的觀點卻是倒幕的西鄉隆盛等人也推崇的。一度主張攘夷的薩摩、長州等藩在對英作戰失敗後,也已迅速變得務實。

也就是說,當時的日本政治精英雖然有爭論,但大方向上是有共識的:日本面臨着前所未有的危機,必須實現「 ”舉國一致”,共同對外;眼下擊敗列強是不現實的,必先經過改革;問題只是誰在主導、如何推動。這本身使彼此的妥協成為可能,因為這里的分歧僅是在權力安排上,而非意識形態(「 ”世間只有一個上帝”、「 ”日本是神國,絕不能容許洋人踏足”)這類絕對無法妥協的議題。

在面臨危機時,不同社會的反應不同。晚清中國是開始並不在意,只當做是微不足道的「 ”海疆騷動”;後來等到甲午戰敗大受刺激時卻已積重難返,言論逐漸激進化;等到八國聯軍入侵,中樞聲譽掃地,進而導致人們對傳統完全喪失信心。

而幕末的日本維新志士所不滿的只是德川幕府的具體應對策略,認為在這樣的危機下,有必要通過「 ”公議”來實現「 ”天下一新”——所謂「 ”王政復古”雲雲,都讓有實力的強藩在國難之際參與政治決策提供了理由。這種容許不同利益方參與的「 ”公議”體制對明治維新的成功起到了很大作用,歷史學家孔祥吉就曾說:「 ”明治維新的精髓,可用十二字來概括:采世界之良法,決萬機於公論。”

由此,日本的不同意見就有了一個制度化的框架,此時,日本原有的幕藩體制發揮了意想不到的作用

德川家族雖然兩百多年來支配了日本全國,但幕藩體制本身卻是一個分權的封建制度,與大一統的中國相比更像是一個「 ”聯邦”國家,借用William Beasley在《明治維新》一書中的話說:「 ”幕府統治下的日本並非只有一個政府,而是並存着多個政府,每個政府都在封地范圍內行使權力。”這一安排的好處是它並非鐵板一塊,後來主導明治維新的四強藩不僅都在自己的領地內享有自主權,而且還有推動變革的強烈意願:因為它們都是被德川氏排除在核心決策圈之外的「 ”外樣大名”(異姓諸侯)。最堅定倒幕的薩摩、長州都屬於1600年關原之戰中戰敗的西軍一方,尤其是長州藩毛利氏,當時從120萬石減封為37萬石,在封地被削減的情況下,家臣卻未相應削減,不得不擠在變小了的封地中忍受經濟上的困難,因而他們對於改變這一權力安排、參與全國性決策有着強烈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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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州藩主毛利敬親,被稱為幕末四賢侯之一

與此同時,由於長久以來這些武士精英的權力來自於本藩,所以當他們呼吁進行改革時更傾向於一種聯合的方式——既不必要、也很難把對手趕盡殺絕。這導致了一種保守的「 ”革新”安排:他們既想要維新、想達成政治統一,但又不願意為此犧牲現存秩序下獲得的任何實質性特權。

1868年,以四強藩為主的新軍雖然在戊辰戰爭中擊敗了擁護幕府的一方,但新政府太窮,供養8000人的新軍都感吃力,也無法強制壓服各地。到1884年的十六年里,明治時期因社會變革導致的大小內亂共有162起,軍費幾乎全被陸軍花光,不得不設法調和各方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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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幕戰爭中的薩摩藩藩士

結果,明治政府雖然下令各藩「 ”版籍奉還”,但1871年廢藩置縣後,仍由原來的藩主治理原有的領地;雖然他們現在已經是官員,而非作為領主統轄自己的領地[2],但至少在心理上他們並未覺得自己喪失一切,也就沒必要死斗到底

在1900年之前被任命為縣知事的人中,86%都出身武士階層。最大的領主德川將軍家,雖然被要求將俸祿從原來的800萬石降為30萬石,但落敗後也還是貴族,沒有性命之憂,一番協調下來,江戶也就「 ”無血開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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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戶無血開城談判紀念碑

更何況,當時得勢的薩摩藩島津氏,俸祿同樣被限制在最高不超過1500石,這多少也讓失勢者心里得以寬慰。

這樣,明治維新時期的權力交接得以「 ”斗而不破”:舊勢力並未負隅死斗,新勢力也並未追究到底[3]。雖然當時先後發生了大村益次郎(1869)、廣澤真臣(1871)、大久保利通(1878)、森有禮(1889)等遭遇政治暗殺的事件,但這些大多是個人犯罪[4],而不是像民國初年刺殺陶成章、宋教仁那樣出於政治斗爭目的采取的手段。

不錯,薩摩、長州等藩出身者是占據了權力中樞,但他們也注重建立一個「 ”四民平等”的新型國家秩序,在此基礎上展開「 ”眾議”,讓各派力量(尤其是舊大名、舊武士等傳統精英)都有參政的機會。新政府急需得到全體國民的支持,雖然對戊辰戰爭中支持幕府一方的東北各藩出身者有歧視,但正如三谷博注意到的,「 ”並非其他人都沒有機會走上仕途,求賢若渴的明治政府甚至從舊幕臣中選拔人才,新政府成立之後立即設立‘征士’制度,即便沒有參加王政復古政變的藩也有公平接受選拔的機會。”像後藤新平這樣出身東北者同樣能一路爬升到政府高層。《黃昏清兵衛》里說到原本反對新政府的海坂藩(現實中的庄內藩)武士後來都「 ”飛黃騰達”,這並不只是戲說。

美國社會學家拉克曼(Richard Lachmann)曾在其名著《不由自主的資產階級》一書中提出,近代早期歐洲各國的經濟轉型,最終都取決於其內部的「 ”精英斗爭”,這些不同利益的精英一旦行動起來,就可能觸發一系列事先無法預見的社會變化。這一點也適用於明治維新時期的日本,尤其是當時的局勢可說完全取決於精英內部的斗爭。福澤諭吉曾說:「 ”我國的戰爭只是武士與武士之間的戰爭,而不是人民與人民之間的戰爭,是一家與另一家之間的戰爭,而不是國家與國家之間的戰爭。……人民只是袖手旁觀。”

這樣的結果是很小的一群精英就決定了全國的命運,沖突控制在很小的范圍之內,雙方也易於達成妥協。堺屋太一在《何謂日本》一書中指出,日本歷來的傳統就避免那種整體動員性質的殊死搏斗:「 ”即使在16世紀的戰國時代,日本的戰爭也只是圍繞支配土地和居民的上層階級的權力斗爭,失敗的君主和幾個忠臣剖腹自殺就一切都結束了,幾乎沒有全部殺死居民的事例。”正是這些,使得日本在走向現代化的過程中,以很小的代價就順利完成了對其它很多國家而言極其艱難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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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戶幕府末代將軍德川慶喜,在明治維新之後依然是貴族階層

妥協:好事還是壞事

1875年,思想家福澤諭吉在《文明論概略》中曾這樣贊許西方的政治:「 ”西洋文明的特點在於對人與人的交往問題看法不一,而且各種看法相互對立,互不協調。……由於長期形成對峙局面,即使彼此不服,也不得不同時並存。既然同時並存,即便是互相敵對的,也不得不在互相了解對方的情況下,允許對方的活動。”

他這么說的時候,無疑也想到了日本。社會學家艾森斯塔德在《日本文明》一書中,注意到明治維新中「 ”並沒有像在歐洲、美國、俄國和中國的革命那樣產生普遍主義的、超驗的傳教思想或任何階級意識的思想成分”,因此很少有不可妥協的原則,不僅如此,日本思想與中國或西方相比,很少存在不可調和的二元對立,「 ”而是一體獲得聯合、調和、融合及重疊”。

中國文化雖然也有強調「 ”和”的傾向,但又向來主張「 ”天無二日”,沒有日本政治中天皇與將軍那樣的分權結構,因而中國歷來的權力斗爭總要以一方徹底壓倒另一方而告終。

毫無疑問,日本政治中這種分權、妥協的傾向避免了全社會付出更大的代價,但如果按國內歷史教科書上從革命史視角出發所說的,又是「 ”不徹底的”。政治精英享受壟斷式的統治權力,1887年日本直選法所界定有選舉權者僅占人口的1%,這樣最終造成了一個官僚寡頭精英掌權、本質上無須與其他力量分享權力也能夠推進現代化的國家。不僅如此,政治上層之間的妥協有時還導致決策失靈,因為日本當時那部模棱兩可的憲法沒有給予首相「 ”罷免其他大臣的權力”(可以催促其自動辭職,但是不能強制炒魷魚),結果為了取得意見一致,後來就不得不遷就胡攪蠻纏的軍部等勢力。

在回顧這段歷史時,值得深思的一點是:中國近代史上也有過新舊勢力之間的妥協,但結果卻往往很糟,最終還是走向對決。1911年辛亥革命後,南北議和,雙方以不流血的方式完成權力移交:清帝遜位,袁世凱通電支持共和,但最終的結果是北洋軍閥與南方革命黨人繼續作權力斗爭,人們普遍認為袁世凱「 ”竊取了革命果實”,孫中山於是發動「 ”二次革命”。這正是王學泰在《發現另一個中國》中所說到的悲劇:中國傳統上「 ”缺少妥協機制以協調不同利益群體的矛盾,因此和平爭取自己利益的機會極少,當對立的社會勢力發生利益沖突時,多是用武力解決”,因為人們發現除武力之外,別無他法保障自己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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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教仁之死,是近代政治史上一個具有轉折意義的事件

不僅如此,當時的新舊兩派也缺乏基本共識,分歧並不只在「 ”利益如何分配”這些具體可操作的層面,還涉及到原則問題,最終發展為不可妥協的意識形態之爭。當時很多人的感受,正如五四時期李大釗所說的有一種窒息感:「 ”中國今日生活現象矛盾的原因,全在新舊的性質相差太遠,活動又相鄰太近。換句話說,就是新舊之間,縱的距離太遠,橫的距離太近,時間的性質差得太多,空間的接觸逼得太近。”

更有甚者,與舊勢力的妥協往往腐蝕了新事物,一如史學家易勞逸在《流產革命》中所注意到,1927年北伐成功後,「 ”同舊的政治力量妥協造成的長期後果是難以數計的。最直接的後果或許就是它們把軍閥政權的價值觀念、態度和方法隨身帶到了南京。”

這不是一個「 ”妥協究竟是好是壞”的問題,而在於不同政治文化中對政治沖突的解決方式存在着極大的差異。日本和歐洲的封建社會一樣,社會的權力結構都是分權的,這使得爆發政治沖突時,人們可以用制度化的談判妥協方式來解決政治沖突。弗朗西斯·福山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中指出,中國貴族得不到法律、古老權利或特權的保護,他們如果要掌權,不像歐洲那樣謀求逼迫君主做出憲法上的妥協(例如英國貴族迫使國王簽下《大憲章》),也不是打造地方上的合法權力基礎(因為這不可能合法),而是直接攫取最高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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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貴族迫使國王簽下《大憲章》

當斗爭涉及信仰、認同、權力的根本問題時,就很難通過談判妥協來解決,達成的協議也無法被各派所認可,因而難以長久。既然如此,就很難給對手有權利保障的其它選擇,而要跟他們打到底、打出個結果來。

雖然西方政治中一貫注重妥協,英國思想家以賽亞·伯林在《自由史論》中甚至強調「 ”妥協是政治的靈魂”,但毫無疑問,歐洲史上也充滿了毫不妥協的斗爭,特別是宗教戰爭。正如黃仁宇所說的,「 ”宗教上的事體很難中立,並且各人對神學解釋之反應往往不可預知。……宗教包括了各種最高的價值和最後的觀點,這些因素無法分割,也無分大小,總之就是不能妥協。”但凡是那些絕對的、一元的、非此即彼的事物,最終都容易走向零和游戲,因為當你宣稱獨家擁有真理或權力時,想要全新、絕對純正和不可分割的事物時,那么必然憎恨妥協——和我不一致就是反對我。二戰之所以比一戰更慘烈,很關鍵的一個原因就在於這是一場意識形態之戰,而不像以往的國家權力之爭是可以妥協的。

曾在非洲從事援助項目多年的經濟學家保羅·科利爾發現一個看似奇怪的現象:在那些極端貧困國家,民主化不僅沒有平息暴力,反倒加劇了暴力。他在《戰爭、槍炮與選票》一書中得出的結論是:因為這些國家往往缺乏制衡機制,如果贏家的權力不受限制,那么選舉就成了事關生死的博弈,他將這種缺乏規則制約的殊死競爭稱為「 ”瘋狂民主”(democrazy)。這只不過是給權力斗爭披上了選舉的外衣,本質上換湯不換葯,仍是贏家通吃、輸家則毫無保障;而沒有這種保障,那「 ”妥協”自然會被視為投降,因為那只會導致你喪失自己的所有權益——除了「 ”吃虧是福”的自我道德安慰之外,在很多人看來那就是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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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一意義上說,妥協是一種內心有安全感的表現:明治維新時期的日本政治精英之所以彼此妥協,與其說是因為他們都深明大義「 ”相忍為國”、「 ”舍小家顧大家”,倒不如說是因為他們本身在地方上就有權力基礎,知道對方不必也不能趕盡殺絕

他們不見得是因為「 ”知道妥協好,所以才妥協”,而是因為不得不妥協:日本歷來的社會結構就是分權的,形成一個彼此制衡的網絡,即便是權力最大的幕府將軍也得容忍天皇和異姓諸侯的存在。

相比起來,在那些自身利益和權力得不到法律、習慣和贏家保障的社會里,人們便傾向於死斗到底——赫魯曉夫曾非常形象地說過:「 ”假如我們低了頭,他們就會立即往我們背上扔一副馬鞍,騎在我們身上作威作福。”既然有這樣的恐懼,那還怎么能妥協?在這樣的理解中,所有的妥協都只能是投降。

因此,盡管現在人們都知道「 ”雙贏”要比「 ”零和游戲”好,只有贏得對方的支持、妥協和讓步,很多事才能以最小代價順利推進,但落實到現實的博弈中,很多人卻還是不知道那個邊界在哪里——如果我處於下風,那妥協之後,對方會不會得寸進尺騎到我頭上來?如果我處於上風,那「 ”有權不用過期作廢”,為什么不趁勢多占點便宜?正是在這種缺乏規則保障的不安全感之下,最終換來的多是兩敗俱傷的結局。

隨着現代社會的日益復雜化,任何人、任何組織都離不開他人的合作,而歷史也向我們表明,這比對抗的效率更高、代價更小、消耗的能量更低。不過,很多時候能達成妥協與合作,並不在於開價的高低,因為正如美國記者托馬斯·弗里德曼在談到中東和平僵局時所說的:「 ”一個人只有在覺得必須妥協時,他才能對妥協的條件感興趣。”在這一點上,僅僅空談妥協的好處是沒用的,更為根本應該是為妥協提供保障:這樣人們才能意識到,妥協既非投降,也不丟臉,更不意味着任人宰割,而可能是現有條件下最好、最現實的選擇。

【相關閱讀】

注:

[1]與那霸潤《中國化的日本——日中「 ”文明沖突”千年史》,p.115。又參見三谷博《幕末:危機孕育的舉國一致》,載《倒敘日本史》02卷「 ”幕末·江戶”p.28:「 ”雖然經過了上述一系列內戰,但從整體看來,明治維新可謂是僅出現比較少的犧牲者便得以實現的‘革命’。據推測,即便加上明治十年(1877年)由薩摩士族反叛新政府的最大士族叛亂西南戰爭,明治維新的犧牲者也不會超過三萬人。與時間上比較接近的法國大革命相比,這是一個極小的數字。大革命開始之際的法國人口約為維新期的日本人口的80%,但歷經推翻君主制的政變及鎮壓農民叛亂等內戰再加上處以極刑的人,據信共有約60多萬名犧牲者。據說在伴隨着革命產生的對外戰爭中犧牲者的數目更是達到上述數值的一倍以上,可見日法兩國犧牲者的數目相差懸殊。”

[2]小島毅《東大爸爸寫給我的日本史》下冊p.80。又見坂野潤治《未完的明治維新》p.68-69:「 ”按道理廢藩置縣後的知事已經和過去的藩主截然不同,他們僅僅是一介官僚,需要經由新政府任命,統一歸大藏卿(後來的內務卿)管轄。……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知事所管轄的地區和過去的藩主沒有什么大的差異,而且‘士族’和‘平民’都沒有選舉知事的權限。”又參見William G. Beasley《明治維新》p.326:「 ”有超過100個藩國要求以這種或那種方式保留‘封建制’。有的論證道,現狀足夠好,相信土地只是在形式上上繳,然後再還復給藩國,僅接受最低限度的天皇監察。”

[3]三谷博《幕末:危機孕育的舉國一致》,載《倒敘日本史》02卷「 ”幕末·江戶”p.29:「 ”新政府不僅容許德川家存續,對參加奧羽越列藩同盟的諸藩也並未追究到底,而是施以寬大之情謀求他們與新政府合作。對會津、桑名的嚴懲只是為了‘殺一儆百’而有意為之。簡單說來,正因為沒有超過必要的過度戰爭,才得以將犧牲者控制在最小限度之內。”

[4]《戰前日本國家主義運動史》p.15,其中還指出:「 ”大隈重信的暗殺未遂事件是一起為了達到政治目的而采取的手段,與其他事件具有不同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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