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不爭氣,要怪這群'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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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不爭氣,要怪這群'賤人'?

晚清落後挨打的歷史,即使一百多年後再讀,依然可以讀出深深無助。

自從1840年開始,就是隔些年就被列強輪流打,然後是一張張不平等條約,土地白銀割肉一般往外送。那就不能爭口氣?洋務運動也曾紅紅火火,洋槍洋炮北洋水師,看上去也威風無比,可就是戰鬥打響就現眼,常見稀里嘩啦。管他仁人志士們如何嘔心瀝血,就是一慫到底,直到在辛亥革命的隆隆炮響里,徹底「慫」沒命。

為什麼會這樣慫到底?

對這個虐心話題,曾親歷洋務運動,為了大清國家尊嚴,在異國累死累活打拚的清末外交家郭嵩燾,卻發出過「雷人」評價:大清鬧到這熊樣,就怪有一種「賤人」太多。

什麼樣的「賤人」威力這麼大?聽聽郭嵩燾原話:「明與宰相太監共天下,本朝(大清)則與胥吏共天下」。在他看來,大清被搞得這麼壞,就怪這群「賤人」——「共天下」的胥吏們。

大清不爭氣,要怪這群'賤人'?

一:空前膨脹的大清胥吏

在中國古代官僚政治史上,「胥吏」是個歷史悠久的角色:歷代的衙門都要有官,但只靠官,哪裡能辦得成所有事?所以也要有「吏」。特別是辦理文書等公務的小吏,就是《辭海》里定義的「胥吏」。這些人沒品沒級,平日在衙門裡跑腿辦事,放在歷代封建統治者眼裡,地位也是「賤」得很,不但官場上上不了檯面,有時惹惱了官員,說殺就能殺。

比如著名的「水滴石穿」成語,就來自宋代官員張乖崖懲治不法小吏,為一文錢砍小吏頭的事。放在明初朱元璋瘋狂反貪的年代裡,只要「胥吏」們有不法行為,老百姓可以頭頂一部《大誥》,敲鑼打鼓把不法胥吏捆了送京城治罪,乍一看去,相當的沒地位。

但就是這些看上去沒地位的「賤人」,歷代的能量都不小:畢竟長期浸泡在官場,衙門裡根子扎得牢,又沒有仕途上升通道,當然就專註於蠅營狗苟。特別是那些熟悉條文與官場規則的老吏們,更常見覆雨翻雲撈好處,連主管官員都無可奈何。

比如在明末,胥吏出身的汪文言,就曾玩轉大明官場,智商手腕碾壓一眾「精英」。明末遺老顧炎武總結明朝亡國教訓時,更把胥吏腐敗作為致命一條:「上之人明知其為天下之大害而不能去也。」

不過,痛心明朝滅亡的顧炎武,還是被時代限制了想像:取代明朝的大清王朝,在「胥吏腐敗」這條上,簡直是青出於藍。甚至不誇張說,漢唐宋元明幾大王朝的胥吏們,那些吃拿卡要的精明伎倆,放在大清胥吏面前,幾乎成了小兒科。

清朝的胥吏有多牛?首先得看看數量:由於大清高度集權,各級衙門的大小事務,都講究以「例」治國,也就是各類政務都要參照「前例」。所以丁點大的小事,辦起來都要翻遍各類卷宗,案牘工作量十分艱巨,對「胥吏」的需求也就旺盛。外加大清八股取士,科舉考出來的官員,除了考試在行,實際工作常見抓瞎,更離不了胥吏搭把手。所以雖說大清對胥吏,有嚴格編製要求,可開國後沒多久,「編製」就成了空文。

以雍正年間反貪強人田文鏡的哀嘆,他的巡撫衙門,規定的胥吏「編製」是二十人,但用著用著,就膨脹到二百人,這還算是「節儉」的。大清京城各級衙門,理論上只該有胥吏一千一百八十四人,但實際上,京城哪怕一個小衙門,胥吏數量就動輒幾百人。地方的各級州縣,稍微大點的州縣,胥吏也得上千人。發展到晚清光緒年間,大清胥吏的總數,竟追近二百萬大關。

如此人多力量大,而且又不領國家工資,當然要瞪紅了眼搞錢。外加人數眾多,勾搭連環就容易,從此大清越腐敗,他們就越有空子鑽。早在清朝「康乾盛世」年間,「低賤」的胥吏么,就不停展現出強大能量,鬧出不少「奇案」。

大清不爭氣,要怪這群'賤人'?

比如雍正年間,山陽縣過路鄉民王大狗,路遇該縣唐坤等三名胥吏,竟當場就被誣陷為殺人兇手,然後被押在唐坤家拷打六天六夜,咬牙交了六千錢才放出來,回家後就氣絕身亡。山陽縣知縣汪風英得知後,更捏造情節,幫助唐坤們脫罪。彼時重臣田文鏡更感嘆:大清的知縣,十有八九都會被胥吏拉下水,沒當幾年官,就成了胥吏手裡的傀儡。清代吏治最清明的雍正年間,竟都有這類「神操作」。

而從乾隆年間起,這類神操作,更都成了常規操作。乾隆年間就有「官擁虛聲」的說法,成書於乾隆年間的《紅樓夢》里,賈政賈雨村等「官老爺」被胥吏輕鬆擺布的劇情,就已是當時寫照。乾隆時代南征北戰,給大清攢足「十大武功」的福康安,竟都被戶部書吏勒索萬兩白銀。饒是福康安暴跳如雷,連呼「汝敢索我賄焉」,可小書吏不慌不忙,一頓巧舌如簧,竟說得福康安汗流浹背,乖乖掏錢了事。

如此「胥吏遮天」的雷場景,大清的吏治還能好?

二:把晚清往溝裡帶

待到鴉片戰爭轟開中國國門,晚清王朝墜入落後挨打的節奏里,折騰了二百年的胥吏們,也是瞅准了新商機,蠅營狗苟的花樣,更是五花八門。

就以此中「老手」,京城衙門裡的胥吏們來說,清末持續不斷的戰亂,居然都成了他們的提款機。如太平天國戰爭和捻軍戰爭,前方的將士們流血拚命,後方的「報賬」更成了學問,戰場上花出去的錢,撫恤將士的錢,購買軍備糧草的草,樣樣都是戶部的胥吏們過手。人家只要使個壞,一筆錢三五年批不下來,前線將士餓到皮包骨頭都白搭。

所以從太平天國戰爭起,晚清的各位「名流」們,也都摸到了門道,每次只要「報賬」,都要先和戶部胥吏們談好價錢,堂堂封疆大吏,都要乖乖彎下腰送好處,否則卡你脖子沒商量。其中的窩囊氣,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中興名臣」,各個沒少受。

大清不爭氣,要怪這群'賤人'?

而且千萬別以為,這種操作只是戰爭年代獨有。放在和平年間,朝廷修個堤壩賑個災,只要花公款,戶部的胥吏們,都要雁過拔毛。比如1886年,清政府治理山東黃河水利工程,撥款100萬兩,僅戶部胥吏史恩濤一人,就拿走了一萬兩,其他上千戶部胥吏拿走多少?審來審去都是糊塗賬。戶部的胥吏,當時就是出名的「肥工作」,其富庶程度,號稱「可埒王侯」。

當然,這其中的財,可不止是戶部一家發。比如吏部的胥吏,就連每年各級衙門的補官選官,都操縱在手。一個官位該誰當?胥吏們直接和候補官員談價錢,誰出錢最多就給誰。一番上下操作,基本能乖乖如願。兵部的胥吏們,也發著類似的財,相關武官的選定,武將成績的考核,說是官員說了算,基本就是胥吏勾搭連環。

所以,說起晚清歷史上,諸如「洋務運動」等轟轟烈烈的事業,很多評價有爭議,沒爭議的卻一條:形形色色的小胥吏們,真是從中發足了財。

京城的官員有油水,地方上的胥吏更不差。曾歷任封疆的曾國藩,就對各地胥吏的「發財」妙招刻骨銘心:一件案子發生後,交接經辦的各種手續,各級胥吏們都從中作梗,只要你給夠錢,再重要的證物說丟就丟,重要的證人說改口就改口。官司打的越久,各級胥吏越逮著原告被告玩命敲詐,不弄「苦主」個傾家蕩產絕不罷休。

打個官司如此,不打官司呢?1883年,御史譚承祖更憤怒揭露了民間胥吏的惡行:最起碼的徵稅,胥吏們都會肆意操縱,鄉民們交上的稅賦,往往是國家賦稅的數倍。多出的部分,除了官員拿一份,其他都被胥吏們瓜分。稍微有點錢的鄉民,更往往被胥吏們當「獵物」,往往都是連哄帶嚇,威逼他們多出錢,直到「必得重賄可免」。

大清不爭氣,要怪這群'賤人'?

這,就是甲午戰爭前,號稱「同光中興」的晚清年間,大清王朝真實的吏治,正如曾國藩的哀嘆:瘡痍赤子,其何以堪。這樣的大清,就算造出最先進的裝備,組建世界第一的艦隊,又如何能擋得住爛透的瓤子,逃得過滅亡的厄運?

郭嵩燾「胥吏共天下」的調侃,分明勾勒了一幅歷史畫卷,寫照了龐大的大清王朝,被蛀空的全景。

參考資料:馬平安《晚清非典型政治研究》、 熊月之《略論晚清改造胥吏的思想》 、薛恆《清代對胥吏的管理及其失控的原因》、 劉敏《清代胥吏與官僚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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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王霜_BNJ107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