埋藏60年黑歷史:為了研究,美國科學家曾故意讓數千人染上性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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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40年代,一批美國醫生在瓜地馬拉蓄意讓上千人感染性病,當年的很多受試者終身飽受性病的困擾。

埋藏60年黑歷史:為了研究,美國科學家曾故意讓數千人染上性病

20世紀40年代,一批美國醫生為了尋找對抗性病的方法,在很多受試者毫不知情的情況下,通過接種、讓受試者與染病異性性交等方式,讓上千個瓜地馬拉人感染了性病,而其中大多數人直到死去,都從未得到治療……


那些針,是在沒有提醒或給出解釋的情況下扎進去的。1948年的一個周五,瓜地馬拉陸軍的低階士兵費德里科·拉莫斯(Federico Ramos)正要離開軍營去度周末,上面卻下了一道命令,要他去一家由幾個美國醫生經營的診所報道。


拉莫斯步行去了這家診所,醫生在他的右臂上打了一針,並叫他周末結束後再來打一針。作為補償,拉莫斯的指揮官給了他幾枚硬幣。拉莫斯參軍兩年,在頭幾個月里,這樣的事一共發生了幾次。現在回想,他認為當年的醫生是在故意讓他感染性病。


拉莫斯說,自己大半輩子都在忍受那幾次注射帶來的危害。退伍後,他回到家鄉,那是一座名叫拉斯埃斯卡雷拉(Las Escaleras)的偏遠村莊,坐落在瓜地馬拉城東北的一處陡峭山坡上。直到拉莫斯年屆不惑,也就是接受注射近20年後,他才去拜訪了一位醫生,確診患了淋病和梅毒;治療的費用,他無力承擔。


「因為缺少資源,我一直待在老家,試著自己治好自己,」拉莫斯說,「感謝上帝,我在有些年頭會感覺好點,但接著就會複發。」過去幾十年里,他常常會在排尿時疼痛流血,他的病還傳染給了妻小。這些,都是他接受《自然》雜誌採訪時透露的。


拉莫斯的兒子本傑明表示,他也是一輩子受到各種癥狀的困擾,比如生殖器發炎;他的妹妹一出生頭部就有潰瘍,後來一直脫髮。拉莫斯和他的子女都把美國看作他們幾十年飽受性病之苦的禍首。「這是美國的一項實驗,目的是檢驗性病對人的危害。」本傑明說。


埋藏60年黑歷史:為了研究,美國科學家曾故意讓數千人染上性病


從1946年7月到1948年12月,美國在瓜地馬拉開展了一系列旨在控制性傳播疾病(STD)的實驗。當年,美國政府派出的研究人員和瓜地馬拉同行一起,在未經同意的情況下,對5000多名當地士兵、囚犯、精神病人、孤兒和性工作者進行了實驗。他們讓1308名成人接觸梅毒、淋病或軟疳,有時還利用妓女來感染囚犯和士兵。這些實驗在2010年披露後,拉莫斯和其他受害者對美國政府提起訴訟,奧巴馬總統正式道歉,他還委派了一個生命倫理顧問委員會,要他們對當年的事件展開調查,並確認現行法規能否保障臨床實驗受試者的權益。


當瓜地馬拉實驗的細節大白於天下,美國的衛生官員紛紛表示譴責,說當年的實驗「可惡」、「可憎」。2011年9月,生命倫理顧問委員會在一份報告的結尾表示:「瓜地馬拉實驗是對人倫的肆意違反,就算以涉案研究人員對自身做法的認識,以及當年醫學倫理的要求來衡量,結果也是如此。」


不過,如果將這份報告和參與瓜地馬拉實驗的研究人員撰寫的文件相對照,我們就會看到一幅更加複雜的圖像。當年主持實驗的年輕學者約翰·科特勒(John Cutler)曾經得到美國衛生官員的鼎力支持,連衛生局長也是其中之一。


「科特勒認為自己做的事情非常重要,而且他不是單槍匹馬在做這件事。」美國韋爾斯利學院的歷史學家蘇珊·雷弗比(Susan Reverby)這樣評說——就是雷弗比發現了科特勒撰寫的幾份沒有公開的實驗報告,從而將這項研究公之於世。


科特勒和他的上司們明白,自己的研究不受社會上某些人士的待見。但在他們眼裡,這些研究在倫理上是站得住腳的,他們相信研究結果會帶來廣泛的益處,能幫助瓜地馬拉改善公共衛生系統。這種種借口,都對今天的醫學研究中可能發生的腐敗提出了警示。


反梅毒戰爭


在20世紀的前幾十年,美國的衛生官員都忙著和性傳播疾病作戰。1943年,時任美國國家研究委員會性病分會主席的約瑟夫·摩爾(Joseph Moore)估計,美國軍隊中每年新增的淋病感染人數將達到35萬。為了解決這個問題,美國政府在研究、治療和宣傳上花了很大力氣。


參與這場反性病戰役的很多人後來當上了衛生高官——日後批准瓜地馬拉實驗的美國衛生局局長托馬斯·帕倫(Thomas Parren),當年就是公共衛生服務部的性病研究實驗室(VDRL)的負責人,還就這個問題寫了兩本書。這個實驗室的副主任後來跑去管理NIH的研究經費辦公室,而該辦公室在1946年初為瓜地馬拉實驗提供了經費支持。


埋藏60年黑歷史:為了研究,美國科學家曾故意讓數千人染上性病


約翰·帕拉斯坎朵拉(John Parascandola)曾經在美國公共衛生服務部擔任歷史學家,並撰寫了《性、罪與科學:美國梅毒史》(Sex, Sin and Science: A History of Syphilis in America)。他表示,公共衛生服務部「曾經有個非常活躍的性病分部」。這個部門的研究人員在1943年就證明了青黴素能有效治療淋病和梅毒,但他們對這兩種疾病和其他性病的預防和治療仍然有許多疑問。


美國軍方尤其想開發一套防病技術,以取代沿用了幾十年的「專業設備」——要求士兵在性事之後,向陰莖中注入一種含銀的溶液以預防淋病,還要在生殖器上塗抹甘汞軟膏以預防梅毒。這種方法不單痛苦費事,而且不怎麼有效。


美國公共衛生服務部在1942年底提出,為了驗證治病和防病技術,亟須在受控條件下讓人類感染性病。官員們就這個建議的合法性和道德性展開了辯論,甚至懇請美國司法部長發表意見。最後,他們決定在印第安納州特雷霍特市的一座聯邦監獄進行實驗,使用自願的囚犯作為受試者。


科特勒就是奉命開展實驗的醫生之一。這項「監獄研究」始於1943年9月,當時科特勒28歲,兩年前剛從醫學院畢業。研究者將病菌直接放置在囚犯的陰莖頂端,想以此引起感染。這次實驗建立的方法,後來又被科特勒用到了瓜地馬拉。然而,研究者終究沒有找到有效感染受試者的手段,缺少了這個至關重要的步驟,防病技術的檢驗也就無從談起。不到十個月,實驗就被終止了。


被囚的人群


在特雷霍特的嘗試之後,研究者開始規劃一項規模更大的研究,就是通過所謂的「正常接觸」感染受試者,具體方法是讓他們和已經患病的異性性交。


1945年,一名瓜地馬拉的衛生官員在VDRL工作了一年,在此期間,他主動要求在他的祖國開展研究。這名官員叫胡安·富內斯(Juan Funes),是瓜地馬拉性病控制部的負責人,是協助研究的不二人選。當時的瓜地馬拉,賣淫是合法的,政府要求性工作者每周去診所檢查、治療兩次。富內斯負責一家大型診所的監管工作,可以推薦得了性病的性工作者參加美國的實驗。科特勒和VDRL的其他科學家很快就接受了這個提議,他們起草的計劃得到批准,並獲得了110 450美元的資助。


瓜地馬拉方面的一份報告指出,美國的研究項目涉嫌蓄意傳播性病,明確違反了當時的瓜地馬拉法律。但在上世紀40年代中期,瓜地馬拉正在經歷一次政治動蕩,該國官員對美國的計劃並不反對,像瓜地馬拉公共衛生部長路易斯·加里奇(Luis Galich)就參與了美國的研究,甚至1945年當選總統的胡安·何賽·阿雷瓦洛(Juan José Arévalo)也難逃干係,他對美國科學家在瓜地馬拉開展梅毒研究一事,至少是有所耳聞的。對瓜地馬拉的官員來說,美國的這次研究提供了一個機會,使他們得以利用美國的資金來提高自身落後的衛生條件,引進先進的科學技術。


科特勒在1946年8月抵達瓜地馬拉,開始籌備實驗。他的計劃是先通過驗血來診斷性病,然後檢驗青黴素和一種名叫「orvus-mapharsen」的藥劑的防病效果。起初,科特勒利用染病的性工作者來向士兵傳播淋病,他和同事給這些性工作者接種了幾種菌株,然後讓她們與大量男性發生性關係。資料顯示,有一名性工作者在71分鐘內與8名士兵發生了性關係。此外,研究人員還利用性工作者在一所監獄內開展了研究。


可是,用這種「自然」的方法來造成感染也不容易,於是研究人員改用接種法。他們用帶病溶液擦拭受試者的尿道,或者用一根牙籤將溶液送入受試者的尿道深處。在瓜地馬拉的國家精神病院,科學家在男性病人接觸病原體之前先將其陰莖劃破,以此增加感染的機會;他們還在七名女性病人的脊髓液中注入了梅毒。


根據美國生命倫理顧問委員會的報告,科特勒的研究組共使558名士兵、486名精神病人、219名囚犯和39名其他人士接觸了淋病、梅毒或軟疳。但委員會無法確定究竟有多少人受到感染,又有多少人被治癒。有些實驗在精神病人、囚犯和軍人之外,還用到了孤兒和麻風病人,研究人員對所有實驗中診斷測試的精確性都進行了測定。 


委員會表示,沒有證據表明科特勒在實驗時獲得過受試者的同意,雖然有幾次他的確獲得了軍隊長官、監獄官員及精神病院醫生的許可。在一封寫給他的上司、VDRL主任約翰·馬奧尼(John Mahoney)的信中,科特勒坦白自己對精神病院的病人有欺騙行為,目的是給他們注射梅毒,然後治療。


科特勒和同事對待有些受試者的手段相當殘忍。生命倫理顧問委員會詳細描述了當時的一個案例:美國醫生用梅毒感染了一個名叫伯塔(Berta)的女精神病人,但在接下來的三個月里都沒有為她治療。伯塔的身體越來越差,又過了不到三個月的時間,科特勒報告說她已瀕臨死亡。這時,他又一次用梅毒感染了伯塔,還把一個淋病患者的膿汁注入她的眼睛、尿道和直腸。在接下去的幾天里,伯塔的眼睛裡滲出膿汁,尿道里流出鮮血,不久之後就死了。


不過,科特勒在瓜地馬拉也做了一些好事。他致力於改善公共衛生、在軍隊醫院裡發起了一個性病治療項目,還為陸軍制定了一個疾病預防計劃。他為孤兒治療瘧疾,遊說上司為當地陸軍提供青黴素(但遭到拒絕),還為當地培訓了一批醫生和技術人員。另外,他還幫助142位病人恢復了健康——他們可能都患有性病,但不是在他的研究中感染上的。


他在報告監獄研究時寫道:「對方很歡迎我們的團隊,無論是監獄管理人員還是囚犯都是如此。我們認為,這是因為我們為他們提供了一個性病治療項目,而這些東西是他們以前所沒有的。我們因此覺得,這個治療項目是值得的,也是完全正當的。」


到最後,科特勒的實驗並沒有獲得多少成功,部分原因是,他無法在不使用極端手段的前提下感染受試者。他後來獲准將實驗從1948年6月延期到當年12月。那年年底,他離開了瓜地馬拉。此後,其他研究人員公布了部分驗血結果,但科特勒沒有公布他對防病技術的研究。生命倫理顧問委員會指出,他的那些實驗不僅是對人倫的肆意違反,而且在籌劃和執行上都十分糟糕。


顯赫的職業生涯


雖然經歷了種種失敗,但科特勒的履歷倒是因為這些研究變得光彩起來。回國之後才幾個月,世界衛生組織就委託他帶隊去印度,指導對性病的診斷和治療。上世紀60年代,他又前往阿拉巴馬州,在臭名昭著的塔斯基吉實驗(Tuskegee experiment)中做研究帶頭人——在這項實驗中,研究人員對數百名患有梅毒的黑人研究了幾十年,卻始終沒為他們治療。科特勒在美國公共衛生服務部里幹得風生水起,後來又在匹茲堡大學當上了國際衛生教授。2003年,科特勒逝世,而瓜地馬拉實驗的揭露還要等到很久之後。


邁克爾·烏吉安(Michael Utidjian)是一名流行病學家,上世紀60年代末在匹茲堡大學工作,曾和科特勒合作過兩篇論文。據他描述,他的這位前同事對性病研究相當盡心,對國際研究也很有熱情。「在印度,他用青黴素治療了幾種較為常見的性傳播疾病,開闢了一片新的天地」,但烏吉安也表示,科特勒是一位有缺點的研究者,「我覺得他不算是一流的科學家,在研究的策划上也不傑出」。兩位科學家合作檢驗了一種局部預防技術的效果,但實驗相當糟糕,結果「沒有什麼價值」。


在瓜地馬拉,那些受試者的下場比科特勒凄慘得多。在拉斯埃斯卡雷拉那所鐵皮屋頂的房子里,當年的受試者拉莫斯已經皮包骨頭、舉步維艱,說起話來含糊不清,加上牙齒掉光,更叫人難以理解。他說,他一直拖到大約十年前、痛得無法小便時才去看病。他的兒子將他緊急送往醫院,醫生給他插了一根導尿管,後來又做了一次手術。


岡薩羅·拉馬雷斯·蒂斯塔(Gonzalo Ramirez Tista)和拉莫斯居住在同一個村子,他說他父親塞爾索·拉馬雷斯·雷耶斯(Celso Ramirez Reyes)也曾在軍隊服役的三年里參與那些實驗。那些科學家要求他和感染了性病的性工作者發生性關係,還給他打幾針,沒過幾天,他就發現自己的陰莖里流出了膿水。「他離開軍隊時還有那樣的癥狀,後來還傳染了我母親,」蒂斯塔說。退伍後的雷耶斯飽受淋病的困擾,身體潰爛、視力下降,而且容易睏倦。


和拉莫斯的家人一樣,蒂斯塔也對美國政府提出了賠償訴訟。他和拉莫斯都無法用檔案支持自己的主張,但瓜地馬拉人權調查辦公室的帕布羅·維納(Pablo Werner)醫生仍對這兩起案件展開了調查,結果發現,拉莫斯和雷耶斯的敘述,可以由他們的參軍時間和他們提供的病例細節得到證實。另外,科特勒曾在論文中列出一份檔案,調查人員據此整理出了一個受試者資料庫,雷耶斯的名字也在其中。


永不再犯


2011年9月,生命倫理顧問委員會卻建議美國政府建立一個一般性的賠償機制,為那些在美國政府資助的研究中受到傷害的受試者提供賠償。2012年1月,美國健康與公共事業部(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撥出近180萬美元的款項,專門在瓜地馬拉改善性傳播疾病的治療,加強和人類研究有關的倫理培訓。但控方對此並不滿意,仍堅持上訴。


隨著案件的進展,研究人員也在為如何評判科特勒及其同事的行為,以及如何防止此類事件重演而大傷腦筋。生命倫理顧問委員會認為,當初,科特勒和他的上級對自己違反醫學倫理的事是清楚的,因為他們在特雷霍特徵求過受試者的意見,在瓜地馬拉也設法隱瞞了自己的研究。科特勒的一名同事還告訴他說,美國衛生局長「對我們這個項目非常感興趣,他說過『你知道,這種實驗在我們國家是沒法做的』,說的時候還俏皮地眨了眨眼睛。」


但話說回來,在當時,人們對於倫理的認識正處於快速變化中。美國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的生命倫理學家蘇珊·萊德勒(Susan Lederer)指出,20世紀40年代的道德標準要比今天「模糊得多」。


1946年末,科特勒已經開始瓜地馬拉的工作,而在德國的紐倫堡,23名納粹醫生和軍官接受了審判,罪名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們在集中營里開展不人道的實驗。這次審判催生了稱為《紐倫堡法典》的一系列準則,它們規定,實驗人員必須得到受試者的同意、受試者必須具有表達這種同意的能力,以及實驗必須避免沒有必要的身體和精神傷害。 


儘管這樣嚴格的標準在紐倫堡審判之前也並非聞所未聞,但遵守它們的人卻屈指可數。比如1935年,美國密歇根州最高法院就表示,研究人員從受試者的監護人那裡徵得同意就可以了。這一點,其實科特勒也做到了——他在實驗前徵求過軍隊指揮官和當地政府官員的意見。再說,他的許多受試者都是貧窮、沒有受過教育的當地人,在科學家看來,他們根本就搞不明白這些實驗的意思。


在那個年代,美國的一些頂尖研究者也的確是在沒有徵得同意的情況下開展研究。比如在1943年,日後因為脊髓灰質炎疫苗而聞名於世的喬納斯·索爾克(Jonas Salk)、流感研究的領頭人小托馬斯·弗朗西斯(Thomas Francis Jr),就在密歇根州的一家精神病院蓄意讓病人患上流感,而有證據表明,並不是所有病人都同意參與實驗。


埋藏60年黑歷史:為了研究,美國科學家曾故意讓數千人染上性病


科特勒和他的上級顯然認為,到了瓜地馬拉,就可以跨越在美國無法跨越的倫理界限了。在西方公司日益將臨床實驗轉移到外國(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今天,這種內外有別的現象也引起了人們的關注。2010年,美國健康與公共事業部調查了所有在美國境內營銷藥品的申請,結果發現2008年一年,就有幾乎80%的獲批申請是在國外進行的臨床實驗


比起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的醫學準則往往較低,對法規的執行也不那麼有力。比如在印度,就有人權積極分子和國會議員表示,外國的製藥公司常常在未經同意或沒有解釋清楚風險的情況下,在貧窮而又不識字的印度人身上開展新葯實驗。


2009年,製藥業巨頭輝瑞公司同意支付7500萬美元的巨款,以了結奈及利亞兒童在抗生素實驗中死亡所引起的訴訟。在此之前,奈及利亞的政府官員和人權人士曾經宣稱,輝瑞在實驗中行為失當,比如沒有獲得適當的批准或同意。但輝瑞否認了這些指控,也不承認在實驗過程中有任何過失。


倫理學家對一些今天看來可以接受的做法也提出了警示,比如新葯實驗中選擇那些病入膏肓的病人,以及那些將新療法看作唯一希望、完全無視其危險的病人。萊德勒指出,有些抗癌新葯的實驗會用到毒性特強的成分。她指出:「未來的人們可能會說『病得那麼嚴重的人,怎麼可能簽署知情同意書呢?』」


在格雷迪看來,瓜地馬拉實驗的教訓也正是生命倫理學的基本準則:不是什麼研究方法都是可以接受的,信息透明是關鍵,科學家要時刻牢記,自己的研究對象是人類。 


不過她也表示,在臨床實驗中,並非總有一條清晰的倫理底線。「當你在特定的案例中細究底線的意義,分歧就出現了」。對瓜地馬拉實驗而言,這或許才是最令人擔憂的教訓。在任何一個時代,都可能有許多研究者(甚至是大多數)同意,某一個做法或某一條規則是正當的、必要的;但對於後代來說,前人的野蠻又是那樣顯而易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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